第七，關於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文化與海外各國的文化交互傳播，並且都與本土的傳統文化發生了衝突、適應與融合。1949年之前，有不少學者也已開始了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張星烺的《歐化東漸史》(1934年)、蔣廷猷的《歐風東漸史》(1937年)、朱謙之的《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1940年)、方豪的《中外文化交通史》(1943年)和《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1944年)、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1949年)都是比較有影響的通論性著作。研究基督教教在中國傳播方麵的主要論著，有洪業的《考利瑪竇世界地圖》(《禹貢》1936年第3、4期)、徐宗澤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938年)和《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1949年)、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1940年)、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論叢》(1944年)。在伊斯蘭教史研究方麵，有白壽彝的《宋時伊斯蘭教徒》(《禹貢》1937年第4期)和《中國伊斯蘭史綱要》(1946年)。此外，陳垣的一些論著也涉及外來宗教文化在中國沿海的傳播問題，例如《元也裏可溫教考》(1917年)講到了元朝浙江溫州等地的也裏可溫教，《摩尼教入中國考》(1922年)講到了南宋浙江寧波的摩尼教。由於中外文化交流史涉及更加廣闊的學術領域，這裏無法展開敘述，隻能舉其要者而述之。
第八，關於中國與海外各國外交史的研究。
外交史是指國家間進行官方交往的曆史。在古代，中國各王朝與海外各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主要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進行的。但由於古代中國外交史同樣涉及更加廣闊的學術領域，所以，這裏也不可能展開討論1949年之前中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而隻能列舉以下這些比較重要的論著：《中國二千年外交通論》(《東方雜誌》1906年第4期)、國民外交叢書之一種《中英關係略史》(1928年)、唐慶增的《中美外交史》(1929年)、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1936年)、張維華的《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跡考》(《史學年報》1933年第5期)、朱傑勤的《英國第一次使臣來華記》(《現代史學》1936年第1期)、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1931年)和《中法外交史》(1932年)。
在上述八個方麵的研究中，第一個方麵“海外交通文獻的整理與海外史地的考證”在19世紀後期就已經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了，但在研究深度上，20世紀前半期學者所做的研究顯然已經大大超過了前人。其他七個方麵的研究，則都是在20世紀前半期逐漸開辟出來的新領域。或者說，1949年之前中國學者已經比較全麵地開展了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而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上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
1949年之前，圍繞著鄭和下西洋，還發現了不少文物資料。(1)1912年，袁嘉穀在雲南昆陽發現了鄭和父親“馬哈隻墓”和“馬哈隻墓誌銘”，證明鄭和“之祖與父皆回教，曾朝天方者”。袁樹五：《昆陽馬哈隻碑跋》，原載《臥雪堂文集》，收入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研究資料選編》。這一發現，為研究鄭和的先祖、家世、信仰等問題提供了珍貴而可靠的依據。(2)1935年，雲南省長李鴻祥發現了鄭和後裔鄭紹明家藏的《鄭和家譜》。李士宣對這份珍貴的家譜進行了研究，他的《鄭和家譜考釋》於1937年由昆明正中書局出版。(3)1935年，鄭鶴聲在明朝錢穀所編的《吳都文粹續集》中，發現了收錄於其中的《婁東劉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跡記》(簡稱《通番事跡記》)碑文，從而為研究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過程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收入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原碑立於江蘇太倉劉家港的天妃宮裏，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篆刻的，但久已湮沒，下落不明。(4)鄭和船隊第七次下西洋途經福建長樂太平港時，篆刻了《天妃靈應之記》。1931年，長樂縣知事吳鼎芬發現此碑後，特將其移置於縣署中保存，但不久又湮沒無聞。1936年，長樂縣縣長王伯秋在官署中再次發現此碑，並建亭保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此碑被移往福建南平進行保護，直到1948年才遷回長樂，抄錄了碑文原文，並對鄭和下西洋的過程進行了研究。(5)1936年，鄭鶴聲在南京尋訪古跡時，在靜海寺發現了嵌在廚房牆壁裏的一塊殘碑，“語氣、字跡、格式，都仿似《通番事跡》碑文及《天妃靈應之記》”，“很可能亦是鄭和篆刻，可惜發現時已殘毀過甚，又複於抗戰時為日寇炸毀”。碑上雖然隻殘留著148個文字，但對於研究鄭和船隻的大小尤其重要，因為碑文中有“二千料海船並八櫓船”，“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櫓船”等內容。
20世紀前半期，已有學者開始從科學技術史的角度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由於上述與鄭和下西洋相關的文物資料的發現，更加推動了相關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有劉銘恕的《鄭和航海事跡之再探》(《中國文化研究彙報》1943年第3卷)、範文濤的《鄭和航海圖考》(1943年)、張禮千的《東西洋考中之針路》(1947年)、管勁丞的《鄭和下西洋的船》(《東方雜誌》1947年第1號)、朱傑勤的《中國古代海舶雜考》(《南洋學報》1948年第2輯)。但由於各方麵的研究基礎比較差(包括考古資料的缺乏)，所以研究深度不夠。例如，朱傑勤的《中國古代海舶雜考》探討了中國古代造船技術、航海技術、指南針在航海上的應用、商舶工作人員的構成等問題，不過主要根據的是文獻記載，缺乏實物的佐證。章鴻釗、韓槐準甚至探討過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琥珀、珊瑚等海外異珍，並且提出：“珊瑚之入中國或在秦、漢之際，殆亦由海西南海舶而來，蓋本為海產之物，故取道於海，固易易也。”但同樣由於考古資料及實物證據的缺乏而難以深究下去。
蔡鴻生曾這樣說過：“本世紀的30年代，盡管國運危機四伏，文運卻相當輝煌。可說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花季。”在這樣一個動蕩多亂的學術“花季”裏，中國的學者們雖然沒有叫喊著要創造世界一流，但實際上已經奔走在世界學術舞台的前沿，而且在不少領域中引領著國際學術的發展潮流，獲得了外國學者的由衷欽佩，更獲得了國人的誠摯敬意。正是由於這些學者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所以，盡管後來曆經暴風驟雨、嚴冬寒流，但學術的種子始終能夠頑強地生存下來，並且不時地綻放出鮮豔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