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沿海居中由於種種原因通過海上絲綢而移居海外，對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1934年，劉繼宣、束世澂在《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曾這樣寫道：“對南洋覆被大地之參天古木，施最初之一斧者，中國人也；於猛虎怒號中，辟橡樹園，開馬來之錫礦者，中國人也；瘧疾發源地之邦加、勿裏洞兩島，開發之者，中國人也；爪哇之糖與茶，蘇門答臘之煙葉、珈琲、煤炭，婆羅洲之椰子，名震寰宇，其所由產生之勞力，中國人也。”不過，20世紀之前，中國人對華僑史研究是一片空白。20世紀初，曾經翻譯出版了一些華僑史的著述，例如1928年出版的《華僑誌》(美國宓亨利著，岑德彰譯)，1929年出版的《中華民族之海外發展》(日本華僑黃朝琴編譯)。隨著學術界對海外絲綢之路研究的開展，華僑史的研究也逐漸產生。溫雄飛的《南洋華僑通史》(1929年)，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1929年)，劉繼宣、束世澂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年)，劉伯周的《海外華僑發展史概論》(1935年)等著作，就是華僑史研究的開創之作。
溫雄飛在討論南洋華僑史時，首先是從海上航線入手的。他寫道：古代東西方各國的航海，“大率與天象學有密切之關係。以其當時種種航海之器具未備，而最要者，其方向也。方其航於大海之中，四望無際，海天一色，所賴以辨別方向者，惟天空之星座與日月而已”。這段非常平實的文字，點明了航海的技術關鍵。今天，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為航海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證，每天都有不計其數的船隻馳航在遠洋航線上，於是，有些人(例如英國的孟席斯)把古代航海也視為“輕鬆的發現之旅”，根本沒有意識到古代航海的艱巨性，並且得出了“鄭和進行了環球航行”之類的結論。所以，溫雄飛半個多世紀前所寫的這段話，至今依然很有價值。溫雄飛在這部著作中所討論的“東來之舊航線”和“東來之新航線”，實際上是研究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這部著作下編“雜傳”，介紹了林道乾等南洋華僑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可視為海上絲綢之路人物傳之雛形。
李長傅的《南洋華僑史》，對“殖民”與“移民”作了很好的區別，並且指出了古代中國在對南洋關係上和平交往的性質，直到現在仍然不失其意義：“華僑在南洋之地位係殖民地(Colonization乎？抑移民(Migration)乎？頗有研究之價值。按殖民意義，乃離去母國，至比較未開化之他國，永遠居住，從事經濟活動，而保持母國政治關係之謂也。移民者，乃離去母國，移住他國而從事經濟活動之謂也。我國史家，多謂華僑殖民於南洋。然按之史實，實為移民。元明時代，中國雖有用兵於南島之事，惟其目的，在宣威示德，求外番稱臣入貢，為願已足，實不足以言殖民政策。清代更嚴海禁，國家與僑民可謂斷絕關係。故華僑之在南洋，隻得曰移民，毫無殖民之意味。”
這裏順便提一下，1949年之前，中國學者也開始討論中國人是否在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之前已經到達美洲的問題。雖然沒有史料可以確證自秦漢到明代有中國人曾經航行到過美洲，但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嚴肅的學術討論，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
第六，關於中國與日本海上關係史的研究。
中國與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在古代的往來都是通過海上絲綢而實現的。清朝末年，成功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日本曾經是中國人學習的榜樣，中國出現了研究日本的熱潮。不過，研究中日關係史的論著卻很少，最重要的著作是19世紀末期黃遵憲所著的《日本國誌》。書中的“鄰交誌”(上篇)就是講述中日關係史的。黃遵憲論述了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的重大影響，指出：日本“中古以還，瞻仰中華，出聘之車，冠蓋絡繹。上自天時、地理、官製、兵備，暨乎典章製度、語言文字，至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滑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大唐”。黃遵憲還以日本為例，闡述了對外開放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的重要性：“以餘所聞，日本一島國耳。自通使隋唐，禮儀文物居然大備，因有禮儀君子之名。近世賢豪誌高意廣，競事外交，駸駸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向使閉關謝絕，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開之國耳。則信乎交鄰之果有大益也。”
中華民國建立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快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也隨之發生根本的改變。中國學者“從過去客觀地介紹日本、宣傳和讚揚明治維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漸轉向研究日本帝國主義，揭露和批判其本質”。對於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也隨之增多。據統計，中國人關於“古代及中世紀中日關係”的著作，明代共有24部，清代共有2部，1912-1930年前沒有，1931-1945年有14部。主要有史俊民的《中日國際史》(1919年)、王朝佑的《中國與日本》(1928年)、張鵬一的《唐代日人來往長安考》(1937年)、王輯五的《中國日本交通史》(1937年)、張健甫的《中日關係簡史》(1937年)、祖澄的《中日關係小史》(1938年)、鄭學稼的《中國與日本》(1938年)、李季的《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1938、1940年)、李毓田的《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1939年)、洪啟翔的《古代中日關係之研究》(1944年)、馮瑤林的《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1947年)，等等。
在上述著作與論文中，有不少學術價值頗高的佳作。在著作方麵，王輯五根據中文史料以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比較全麵地研究了自先秦到民國時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曆史關係。此書幾乎涵括了古代中日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所有方麵，例如海上航線、朝貢貿易、倭寇之患、文化傳播等。全書從討論“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線”開始，指出：“日本列島橫列於亞洲大陸之門前，與我國僅隔一衣帶水，而朝鮮半島又突出於其間，適為中日交通往來之渡橋，故中日交通往來之開始，當不始於航海術發達以後，而當求於上古時代”，“日本之左旋回流，為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線，亦為我國文化東渡日本之最古途徑”。從秦漢到隋朝，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上交通路線，都是經過朝鮮半島的。進入唐朝，又出現了橫渡東海直達長江口的新航路。在討論中日之間的海上貿易時，王輯五寫道：“明代之海外貿易與唐宋不同，唐宋恒獎勵海外互市，以收市舶之利而實國用；一方更欲藉懷柔政策以安邊夷。惟降至明代，此傳統政策略有變更，僅注意於四夷之安撫，而忽市舶之贏利。故明代對日貿易，殆成為政治與軍事上之手段，此實為明日通商互市之一特征也。”
在論文方麵，可以列舉黎光明的《明太祖遣使日本考》。文章根據中日兩國文獻，討論了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僧人出使日本的原因，仲猷祖闡、無逸克勤這兩個人的生平事跡以及他們奉命到達日本後的活動情況。不過，這篇很有深度的文章似乎沒有引起後人的重視。例如，黎光明在文章中已考定仲猷祖闡“主持寧波的天寧寺”。但後來的學者或采用日本學者的觀點認為仲猷祖闡是嘉興天寧寺的僧人，黎光明在文章中還認為：“我還疑心這遣僧為使的故事，在嘉靖時，曾經過一度擴大的宣傳作用，這或者所謂瓦官寺的‘黠僧’之所做的，蓋欲籍無逸之名以售其欺騙的手段。”這樣的提醒，其實是很重要的。這表明，民國時期，學術界也已經開始研究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了，盡管沒有使用“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