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關於海外貿易史的研究。
自從19世紀中期起，中國學者在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時，主要側重於文獻整理和史地考證。但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被大大拓寬。
在上述論著中，有兩部著作尤其值得一提。一本是武堉幹的《中國國際貿易史》。武堉幹被譽為“中國國際貿易學科創始人”，這部書也可以說是中國國際貿易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書中的大部分內容，實際上是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問題的。全書將中國的國際貿易分為四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中國國際貿易之啟蒙期”(自漢初至隋末)，其特征是，“中國國際貿易，殆全由陸路方麵以與西域諸國貿易，海路雖偶有交通，要不如陸路方麵之盛”。第二個時期是“中國國際貿易之進展期”(自唐朝初年到明朝中葉)，其特征是，“中國國際貿易，則全由海路方麵，招徠各國商舶來華貿易，其主要目的，蓋在謀稅收之增加。同時中國商舶，在此期中，亦有遠航南洋、日本等處貿易，以樹立移民基礎者，不過海上大權，此際尚握於阿拉伯人之手”。第三個時期是“閉關主義時期”(自明朝中葉至清朝鴉片戰爭之前)，其特征是，歐洲各國紛紛沿著海上航線來到中國“要求通商”，而“中國對於通商之態度卻時抱深拒固閉之觀念。雖在此期內與歐洲各國，相續發生通商關係，然非純粹出於中國之本願也”。就中國方麵而言，造成這種局麵的重要原因，是由於“當時我國人士，類抱閉關思想，以為對外通商一經許可，則門戶洞開，屏障盡失，甚或足以引起蠻夷猾夏之危險，是以不許各處通商，而僅指定廣州一二處為限”。在這個時期，生絲與茶葉是中國的主要出口貨物。第四個時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強迫之下，形成了“近代中國國際貿易”在今天的中國國際貿易史科教書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類似的敘述。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就是姚寶猷的《中國絲絹西傳史》。此書專門研究中國絲綢的西傳問題，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直接的關係。書中討論了中國絲綢通過“陸上交通路線”和“海上交通路線”向西方傳播的過程，並且認為，中國絲綢最初是由陸路傳到西方的，後來又通過海路外傳。古代希臘人曾把盛產絲綢的民族稱為“賽裏斯”(Seres)。許多學者指出，這個詞顯然與漢語中的“絲”或“蠶”之類的詞彙有關。不過，到底來自哪個詞，學者們意見不一，眾說紛紜。姚寶猷在這部著作的“賽裏斯、賽裏克、賽裏亞諸字的語源及其蛻變”一節中，全麵總結了國內外學者關於“賽裏斯”來源問題的各種觀點及其依據，並且認為“賽裏斯”來自漢語中的“絲線”。進入21世紀後，“賽裏斯”之類詞彙的來源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讀讀姚寶猷的這部《中國絲絹西傳史》，可以知道，現在有些學者所主張的所謂新觀點，其實是早已被否定了的成見。而姚寶猷在書中所說的一句話，對於以後研究這個問題依然有著指導意義：“欲討論中國語音及解決絲字等與Ser一類語詞究竟有何關係，必須以中國上古音(周、漢音)之形式為論證之基礎。”
在前麵所提到的論文中，這裏重點介紹三篇文章，它們不僅代表了當時學術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價值。這三篇文章是張德昌的《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吳晗的《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梁方仲的《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
張德昌在《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中，全麵研究了清代中國與歐洲諸國的貿易往來，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這時期，中國是居於出超的地位。這種出超的背景是第一，中國當時國家比當時歐洲各國為富裕興盛，當時教士關於中國的記錄可資證明。第二，中國官方厲行以物易物的製度(Barter System)，不準金銀幣出口，不準商人以銀幣運到外域，隻準外銀進口。第三，歐洲貨物在中國得不到銷路，而中國絲茶則在國外暢利銷，形成出超現象。第四，中國商人於欠外國商人貨物時，常以中國貨物抵價，有時外國商人不要，但行商亦必勉強推售。本於這四種原因，乃有中國的出超現象。銀子進口是在當時出超情況下的一種自然結果。”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告訴人們，大清王朝的所謂“盛世”是如何造就的。
吳晗在《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中指出：“現代人所稱的南洋，前人稱為東西洋”，“此種名詞之構成，至晚亦當在元代以前”，東西洋的劃分依據“係基於航海路線之東洋針路西洋針路而區分”。這篇長文討論了自漢代以來中國與南洋的交通貿易，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問題。吳晗最後寫道：“成宣間(1403-1435年)努力向南洋發展之結果，第一為經濟上之收獲，用瓷器絲茶諸貨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兩受其益。第二是政治上的成功，國威遠播，南洋諸國王，稽首來庭，甘為臣屬。第三是文化的傳播，寶船迭出，信使往來，使南洋諸國均染華風。第四是華僑移殖之增加及勢力之發展。”但自從歐洲人於16世紀來到南洋後，“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作後盾，得步進步；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國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華僑寄居籬下，備受虐待和殘殺，中國政府不能過問。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吳晗實際上以中國與南洋的關係為例，說明了16世紀全球化浪潮興起對世界曆史與中國曆史的深刻影響。
梁方仲則以白銀為例，揭示了全球化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他認為，“中國與南洋間的貿易，自宋元以來，金銀兩項的出入口已漸頻繁”，到了明朝則更加普遍。根據明朝史料，“可以推出金銀在國際上定有輸出或輸入的流動，而以自中國輸出的趨勢似乎較強”。進入16世紀，隨著歐洲人的東來，中國與南洋的貿易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麵，中國在南洋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勢力漸為歐人所排擠而相形見絀；另一方麵，這些歐洲的國家，還要與中國直接通商。他們挾有強有力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當然不像南洋諸國的馴和肯居臣屬地位。往往用武力強迫中國互市或勾引奸人作內應叛亂，弄到中國沒有辦法，隻好多開口岸以延納這些與寇舶沒有多大分別的商舶。自此之後，諸國入京進貢的事情漸少，會同館互市的盛況亦漸冷落，原居附從地位的市舶司互市反日見繁盛了。”一個顯著和變化是，“在正德弘治之前，對於貢舶市舶的入口貨物，差不多沒有執行過‘抽分’的辦法”，而從正德十二年(1517年)起，“貢舶附帶貨物的入口，從無稅而至有稅”，接著又“從征收貨物”轉變為“征收貨幣”；正德之後的市舶稅收，“不但影響國計，而且是兩廣民生所攸關”。16世紀之後歐洲人來到東亞沿海進行貿易的一個重要影響是，“銀錢及銀貨大量地由歐洲人自南北美洲運至南洋又轉運到中國”。此外，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也不少。“由此可以斷定隻就葡、西和日本三國輸入的數目而言，必已遠超過一億元以上”。梁方仲在文中還考證說，中國明代文獻所說的外國貨幣“黃幣峙”，應當是西班牙語表示銀幣的詞彙Peso的音譯，其中的“黃字大約是附加的形容詞，或者因為當時該種銀幣略帶黃色亦未可知”。明代中國所說的外國貨幣“突唇”，大約是葡人testo(英文為testoon)的音譯，“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葡幣”。中國學術界出現了研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的熱潮，發表的論著不計其數，但注意到梁方仲這篇文章的人並不多。而且，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還遠遠不如梁方仲在半個多世紀前所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