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在《中外交通小史》中寫道：“所謂交通史有兩個意義：一是就交通製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國曆代交通器具的變遷以及交通時間的縮短，都是這一類交通史中討論的資料；一是就這一個地理單位同又一個地理單位在各時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響而言，如中國同日本曆代往來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變革，那是這一類交通史所要討論的。所謂中外交通史當然是屬於後一類的。”也就是說，在向達看來，所謂的“中外交通史”指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曆史，包括這種交往所引發的後果。方豪後來指出，“交通”兩字，實際上相當於英語中的Relation或Intercourse，“采用‘關係’，實較妥切”。
向達等人將中國與外國“在各時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響”稱為“中外交通史”，而聯係中國與外國的交通路線又可以分為陸路和海路。向達在《中西交通史》中討論了中國與西方的“海道”(或“水道”)以及“陸道”，書中有一個思考題即為“中國在西漢同西方水陸交通要道，約當今何地？”向達的《中外交通小史》，不僅介紹了中國與印度洋地區的海上交往曆史，而且還討論了中國與日本、朝鮮半島的海上交通曆史。這樣，整個中外關係史就可以分為中外陸上交通和中外海上交通兩大部分。中外海上交通史，實際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曆史；研究中外海上交通史，實際上就是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或者說，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學術界，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中外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之中。此外，在中國外交史、國際貿易中的研究中，也涉及海上絲綢之路的問題。
1949年之前，除了張星烺、馮承均、向達外，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研究中，其中包括岑仲勉、方豪、李長傅、溫雄飛、張維華、張禮千、梁方仲、梁嘉彬、吳晗、白壽彝、戴裔煊、黎光明、楊誌玖、姚寶猷、武堉幹、張德昌、譚春霖等。這些學者所進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海外交通文獻的整理與海外史地的考證。
20世紀前半期，不少學者繼續對中國古代文獻進行研究，並且運用對音等傳統的研究方法來考證海外史地。
在從事海外史地考證的學者中，岑仲勉所做的許多研究很有特色。岑仲勉(1886-1961年)，別名汝懋，廣東省順德縣人，童年時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國學基礎深厚。年輕時，因受啟蒙思想的影響，在廣州、北京等地求學，最後畢業於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1913年後在上海、廣州等地的財稅部門工作，業餘時間曾致力於中國植物名實的考訂以及植物分類研究，並且在當時上海科學社的機關刊物《科學》等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文章。40歲左右時，開始研究曆史。1930-1934年在廣州聖心中學任教，在該校校刊《聖心》上發表許多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文章。1937年，經曆史學家陳垣推薦，岑仲勉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抗日戰爭期間，雖然四處播遷，顛沛流離，但依然勤奮治學。1948年，他回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曆史係任教，直到去世。岑仲勉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麵都有獨到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初步統計，岑仲勉自1912年起共發表了180多篇論文，自1934年起共出版專著17種。全部的史學著作，共有1000多萬字。其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研究論文，主要收錄於中華書局於1962年出版的《中外史地考證》一書中。
岑仲勉的《佛遊天竺記考釋》(1934年)被後人認為是研究法顯的一部“用力之作”，“對於早期推進法顯傳的研究功不可無”和《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未刊稿，後收入《中外史地考證》)等論著。岑仲勉發表在《聖心》雜誌上的一係列文章，雖然不長，但頗有新見。例如，他在《闍婆婆達》一文中寫道：“按婆達，列傳作媻達，惟本紀乃作婆達，伯希和疑闍婆婆達為二國，實緣彼認闍婆達不能還原為Yavadvipa而起，但梵文之Anavatapta，古翻作阿耨達，西域僧之Jnanagupta，《續高僧傳》二翻作若那竭多，安見dvip(a)必不能作達耶。《宋書》五稱闍婆州訶羅單國，九七稱嗬羅單國治闍婆州，則闍婆在當日已知其並非國號，伯希和疑闍婆與婆達為兩國，究不如疑闍婆為婆達冠稱(即闍婆州婆達國)，尚較近理矣。”寥寥數百字，卻把問題說得很透徹了。唐代的阿拉伯人曾講到中國一外著名港口城市“廣府”。岑仲勉根據唐代墓誌、詔令、奏議和筆記等記載，有力地證明了這個“廣府”就是廣州，“使廣州又稱‘廣府’之說牢不可破，足以解除某些學者的困惑”。
進入20世紀後，國外學者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不斷被翻譯介紹到國內，推動了中國學術的開展。不過，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偏重國外的文獻資料，忽視中國的史料。而失去了中文史料的印證，僅憑國外文獻的記載，就無法完整地複原曆史的真相，甚至嚴重歪曲曆史事實。因此，中國學者所麵臨的一項重要學術使命就是在浩如煙海的中文文獻中找到與國外史料相對應的記載，將兩者進行比對，從而複原曆史原貌。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中國學者在這個方麵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就，從而使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從過分偏重國外史料轉變為中外文史料並重。最為突出的貢獻，當數張維華對《明史》歐洲四國傳的注釋，以及楊誌玖所發現的關於馬可·波羅的中文史料。
1934年，燕京大學出版了張維華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傳注釋》(此書於1980年以《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張維華在序中指出：“吾國史跡，凡涉及西洋諸國者，當以中西記載，視為並重。世有僅據西人之說編譯為文，亦有僅據中文記載類列成章者，均不能為無所偏蔽，茲稿之作，以中國史料為主，傍以西文載籍為比證。”這部著作根據中外文史料以及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對《明史》中的“佛郎機傳”、“呂宋傳”、“和蘭傳”和“意大利亞傳”進行了詳細的注釋，並深入考釋了相關事實，澄清了許多疑點。此外，張維華還提出了三種主要研究方法：溯源、輯補、比證。此書被譽為“是中國與西方殖民者早期交往史的開創之作”。
自從19世紀後期起，國內外學者都希望能夠在中文史料中找到關於馬可·波羅的記載，但沒有成功。雖然有不少人認為元代文獻所說的那個“孛羅”就是馬可·波羅，但最後證明他們並非同一人。此外，西方還有人懷疑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後來，楊誌玖在《永樂大典》中發現了一段元朝公文，從而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馬可·波羅記載說，波斯國王阿魯渾因其妻去世，派出三個使臣來到元朝統治下的中國，請求元世祖忽必烈賜給他一個妻子。忽必烈最後決定將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這樣，三個波斯使臣就陪護闊闊真公主從泉州出發，由海路返回波斯。馬可·波羅本人就是隨同這三個波斯使臣離開中國的。楊誌玖發現，《永樂大典》中保存著一段元朝公文，上麵清楚地記載了三個波斯使臣的姓名，從而確證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楊誌玖進一步推斷，波斯使臣及馬可·波羅離開泉州的時間，應當是1291年，更正了裕爾等西方學者的說法。在《永樂大典》的這段公文中，沒有提到馬可·波羅，楊誌玖對此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這篇公文內未提及馬可波羅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係公文，自當僅列負責人的名字，其餘從略。由此可想到，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官職，大概不太高貴，因亦不為其同時人所重視。”楊誌玖的這一發現，被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是“極有價值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