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無法直接利用外文文獻，丁謙還有一些說法也是錯誤的。還是以“佛朗機”為例。丁謙認為，《明史》關於佛郎機的記載，可以說是“中國人暗於外情之代表”。丁謙的這一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由於他誤認為“佛郎機即法蘭西”，所以就得出了如下結論：“據廣東香山縣之澳門者，為蒲萄牙，均與佛郎機無涉，而牽混如此。中國人疏於外情，由來久矣！”實際上，《明史》所說的佛郎機，正是指葡萄牙人，而不是指法蘭西(法國)。
鴉片戰爭期間以及鴉片戰爭之後，在反對英國侵略者的現實鬥爭中，產生了對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問題的研究。這個新的研究領域，遊離於中國學術傳統之外，因為中國傳統學術的“正道”是以文獻考證的方法研究經史典籍。丁謙的貢獻在於，通過對正統典籍的考證，來探討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問題，從而將魏源等人所開辟的學術新領域納入到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或者說，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研究，開始被“學術化”了。1900年前後，推動這種“學術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沈曾植。不過，兩個人的出發點並不相同。丁謙主要通過對正史的研究，沈曾植則主要通過對雜史的研究。
沈曾植精通中國傳統學術，是“我國近代有國內外影響的著名學者”，被譽為“同、光朝第一大師”。他研究過法顯的《佛國記》、趙汝適的《諸蕃誌》、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等關於海外交通的重要典籍，並取得了不少成就，“為中外關係史研究做了許多篳路藍縷的工作”。沈曾植對“中理國”的獨到見解，體現了他在文獻考證上的深厚造詣。在中文古籍中，所謂的“中理國”僅見於趙汝適的《諸蕃誌》，現代學者試圖將其地理位置定在非洲東岸，但無法確證。其實，沈曾植早就指出，這個“中理國”實際上是由於“抄胥誤析一國為二條”而造成的，其內容屬於上文的“勿拔國”。原文應當為：“勿拔國，邊海，……遵大食教度，為事中理。國人露頭跣足，纏布不敢著衫。”沈曾植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沈曾植是最早對《島夷誌略》進行注釋的學者。根據許全勝的研究，沈曾植對《島夷誌略》所作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版本的校勘。例如，沈曾植認為，“歬綱國”應為“丹綱國”，“加羅”應為“重加羅”，“八郎那間”應為“八節那間”，“八舟”應為“八丹”，“層搖羅”應為“層拔羅”，等等。二是對外國物產的名稱進行了考訂。例如，沈曾植認為“茄藍木”就是“伽”，是“沈香木之佳者”；“孩兒茶”即“烏爹土”，又名“烏壘泥”，等等。三是地名的考訂。例如，沈曾植認為，《島夷誌略》中所說的“三島”，就是《諸蕃誌》所說的“三嶼”；“賓瞳朧”就是《明史》等書所說的“邦都郎”或“賓陁陵國”；“彭坑”和“丁家廬”，分別是《諸蕃誌》等書所說的“蓬豐”和“登牙儂”；“八都馬”就是《新唐書》所說的“磨地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