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就道德修養、道德實踐而言的，他所關心的是一個人如何能成為“聖人”的問題。王陽明有過格行失敗的切身體驗，所以痛下針砭說：“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從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功夫，徒弊精竭力從冊上鑽研，名物上考察，形跡上比擬。”這是他對朱子“格物窮理”學的批判，表明二人在成聖方法上的分歧，以及“知”、“行”問題上的不同看法。
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在善與惡的終極關懷上，王陽明強調“至善”，他說：“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過當，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隻是一物。”他指出，善惡其實是一物，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由此不難看出，王陽明並非像孟夫子一樣，是一個純粹的性善論者，相對而言，他更偏重於性惡論。他對善惡的認識是比較寬泛的。如他說：“予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複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可見，他的善惡觀不是指已成為客觀事實的實踐後果，而是包含著主觀性很強的心理感受在內。正如他所說：“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把知當作行，不是說知就等於行，而是強調在邪念、妄念萌動之際，就要依據良知本體，痛下誠意正心的自省功夫，徹底克倒邪念、妄念及不善之念，從而保證道德活動從動機初始到實踐完成全部過程的正確。他強調去“惡”，克服“不善”之念，表明他的惡不光是指惡的行為、結果，還指惡的意念、惡的心思，這也表明他不回避現實生活中經驗的是是非非，並對此有深刻的體驗，問題的關鍵是他主張站在超越的立場上，從終極的角度，在“至善”這個心之本體的觀照下，消解由經驗自我產生的是非對立。
王陽明的至善是與二元論的惡相對的超善惡的生命境界，他說：“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人性是來源於天道的“天命之性”，所以，它就可以超越經驗界的善惡是非對立。而善惡是一物兩麵，並不是一種對立現象。
2生知安行，心有良知
在王陽明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出過知與行是不可分離的論點，但是，知與行能“合一”的提法是王陽明的首創，把知行合一的思想推進到了這樣的地步：知與行不僅僅是不可分離的兩件事，而且還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麵：猶如手心之於手背，從這一方麵看是手心，從另一方麵看就是手背，猶如上麵提到的善與惡的問題，是一物兩體。從“明確精察”的方麵看是知，從“真切篤實”的方麵看是行，從一事之“始”看是知，從一事之“成”看是行。王陽明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馮友蘭先生認為“工夫”就是“致良知”。“致良知”的“致”包含有萌動、發生、開啟、恢複、擴充、躬行、格物和實現的意思。王陽明的“良知”有以下幾層意思：
第一，良知具有普遍性。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是發竅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風雨露霜，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隻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隻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可以說這是對“天人合一”學說的進一步引伸擴展。王陽明說“心外無物”，有學者這樣解釋：“這正是因為中國古人認為‘天’與‘人’的關係是一種內在關係。……中國古人的‘天命’不是外在於‘人生’，隻有在‘人生’的觀照下‘天命’才有意義，它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故‘人生’的意義就在於體證‘天命’；‘人生’的價值就在於成就‘天命’，在‘人生’之外別無‘天命’，……如果強把‘人生’與‘天命’分為兩截，那就無法了解中國文化的真精神。”
第二，良知就是我們口中所言的“天”、“天理”。
良知是檢驗是非善惡的道德準則，因為“良知是造化的精靈”，所以“道既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隻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隻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知了”，這些是“知是行的主意”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是從“良知即心之本體”的角度來闡明良知何以成為檢驗是非善惡的根據的。這是良知的主體。
第三，良知和是非準則，都是天賦的。
良知有能力辨別、辨清、監控、指導意念活動中的善與惡。良知的核心是良知具有知善去惡的先驗的內在的能力，它既是道德實踐的本體依據，又是道德實踐的終極歸宿。這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行是知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