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哲學思想，早在春秋時就有論述。《尚書》中說：“知之匪艱，行之惟艱”。至宋時，儒家的知行觀已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知”是人的心知的統稱，“行”是人的行為的統稱；狹義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覺，“行”主要指道德實踐。兩者的關係是分離的。這種“知先行後、知輕行重”的知行觀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朱熹。
而王陽明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並論證了“知行合一”的問題。在他看來，知行盡管可以分為兩個方麵說，但不能“分為兩截”去做，知不離行，行不離知，兩者互為表裏，不可分離。因此，他批評“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張“求理於吾心”的“知行合一”的哲學觀點。
3即知即行，知行一體
王陽明在論“知行合一”時，以自然萬物的生長運行來闡釋“知”與“行”的涵義，他說：“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意思是說，人與萬物之所以為一體，並不是在他的外形，而是在他的本性，也就是說，宇宙間的知覺性是一樣的。
知覺性不是實物，非要有所表現才能看見。表現就是行為，在人即為“良能”。“良能”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本能，與智性皆屬先天。智就是能，便是即知即行，表麵上表現出來的技巧善變，必然是內在潛能的作用。譬如明鏡照物，照即是行，鏡而不明，必不能照。能照之性，即是靈明；這是潛能，也是它的智性。體顯用，用表體，這正是“知”、“行”合一的體現。
王陽明進一步說明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這是從行為上解釋。他還說：“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這是從學問立場的解釋，做學問便是這樣。王陽明說：“凡謂之‘行’者，隻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功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辨的事？”——“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隻是一個功夫。”這一席話王陽明把“知行合一”解釋得異常透徹清晰。
《中庸》有雲：“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說：“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在這裏，《中庸》強調的是學習方法，即在學習時應該“博”、“問”、“思”、“辨”、“行”。《中庸》認為，隻有通過這五種方法才能達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的效果。但王陽明簡而化之，把其總結為知與行，最終還合二為一。
那麼，《中庸》的“博學”是學什麼呢？王陽明告訴大家：“博學隻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隻是學之不已之意。《易》曰：‘學以聚之，仁以行之’，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天理，則此心更無放釋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王陽明認為，“博學”其實就是學習為人處世之道。
二、為人處世的行動準則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討論的是道德知識與道德實踐的關係問題。他認為，知是一個標誌主觀性的範疇，行則是主觀見之於客觀、標誌人的外在行為的範疇，知行本為一體。
1知者始行，行者已知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一念發動處即是行”等思想，是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核心理論。
有人認為，既然意念、動機被看作整個行為過程的初始階段，意念之動機即是行，那麼，如果這個“一念發動”不是惡念，而是善念，能否說“一念發動是善，即是行善”了呢？如果人隻停留在意念的善，而並不付諸行動，這正是王陽明所要批判的“知而不行”。可見，一念發動即是行，這個說法隻體現了知行合一的一個方麵，它隻適用於“去惡”，並不適用於“為善”。
這種看法誤解了王陽明的觀點。王陽明要求人們對“不善”的念頭在尚未見諸行動之前就將它“克服”，因為這“不善”實際上是潛在的“為惡”，而“善”的念頭必須付諸實施，才算“行善”，否則，就是尚未“知”，因為“知而不行”仍是無“知”，隻有“知”而行之，才是真正的“知”。有了善念，卻沒有行善，就是沒有知善，這種善念和沒有是一樣的。
有人認為，王陽明是從道德意義上講知行，而不講認識論意義的知行，他的“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明顯地是指道德意義上的行。此“一念”既是道德意義之“念”，則念善便是道德，念惡便是不道德，故一念之初便已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