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這樣造成了我與我的父親母親在趣味、信仰、文化、社會分層等等方麵的對立。
在這個對立的結構中，我每天勤奮地學習亞裏士多德、耶穌、釋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達爾文、孟德斯鳩、托爾斯泰、老子、孔子、莊子、李白、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等文人學士的著作，裝模作樣地像他們那樣思考，關注他們所關注的，信奉他們所信奉的，弘揚他們所弘揚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最後，像他們那樣，通過立言立功立德而實現名垂史冊、萬古流芳的偉大理想。
既然底層群體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體為了樹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須予以歧後序 我隻能是阿Ｑ、祥林嫂的兒子２ ８９視的他者，那麼，當我“批判他們所批判的”的時候，我就隻能成為我的父親母親的敵人。
我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偉大人物，而甘願成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們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們的階級立場，我因為這種過於趨炎附勢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種道德焦慮。
最荒謬的也許還是我父母本人，他們一邊堅守他們卑賤的文化和信仰，一邊將我交給精英群體，任由精英群體將我培養成他們的敵人和批判者。這種悖謬的選擇中，包含著人類社會最慘烈的悲劇。
無論悲劇多麼慘烈，一朝醒悟，我隻能毫不猶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邊。
最近幾年，我用從精英群體學來的學術方法，對我母親信奉的神靈（老嘎嘎）進行了多方麵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變。以此為契機，我還對我家鄉周邊的民間宗教和節日習俗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田野調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誕生的文化背景。
我發現，用宗教學的眼光看來，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穌的起源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現代學術對於民間宗教的歧視、對於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顯是趨炎附勢之舉。現代文學對於民間社會和底層人群的卑賤化建構和愚昧化描述，也不過是一種建立自我對他者的權力關係的文化行為。
有了這些發現，我就無法假裝糊塗。無論如何，我必須從沉迷其中大半輩子的所謂國民性批判中逃離出來，我不想再按照魯迅、陳獨秀、胡適的腔調去批判我的父母、詛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層文化之間，真的有什麼真理與謬誤之分、信仰與迷信之分、高與低之分、貴與賤之分。
憑什麼說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貴的、某某人拜十字架並且相信某個人死後複活就是高貴的，而我的母親拜老嘎嘎就是迷信？這種歧視和謊言對我再也起不到欺騙作用。
中國精英人物為什麼熱衷於國民性批判，他們需要通過這種批判確立自己作為精英階級的正當性。西方侵華的殖民主義者為什麼要對整個中國進行國民性批判，也是企圖通過這種批判建構西方人在中國實行統治、掠奪和屠殺的正當性。
國民性批判雖然是一個文化問題，但是人們建構這個文化問題的目的，卻是為了確立自己所屬的那個集團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這種權力跟阿Ｑ、閏土、祥林嫂和我父親母親的尊嚴與利益存在某種衝突，當我意識到這種衝突的時候，我當然必須選擇站在我的父母一邊。
當我決意將自己從國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離出來，這對魯迅、陳獨秀、胡適來說可能有點突然，因為我已經跟著他們吆喝了幾十年。
既然我已經看清了我是閏土、阿Ｑ、祥林嫂的兒子，而不是魯迅、陳獨秀、胡適的兒子，我就沒法繼續趨炎附勢下去。
我當然不會產生否定魯迅、陳獨秀、胡適的價值的念頭，我隻是想說，我更願意細細體會閏土、阿Ｑ、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老鄉親的需求與疼痛。
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個卑賤的山村裏，陪伴他們的依然隻有那個跟他們一樣卑賤的老嘎嘎偶像。我對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對他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目前尚不知道。但是對我來說，我顯然得到了一次學術的升華和文化生命的升華。
在對家鄉的鄉土文化進行過初步調查之後，我製訂了一個進行鄉土文化研究的龐大計劃，我將從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化學、宗教學、民俗學、曆史學等角度，對老嘎嘎的村子進行全麵的學術描述，對於與我同時代的老嘎嘎的後人，也就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將為他們一一立傳。司馬遷開創了為帝王將相等等精英人物立傳的傳統，我將在這個傳統之外，專給幾百位卑微村民立傳。這個學術工程的成果，將會超過兩百萬字。這個工程計劃就是我後半輩子的誌業所在。
我願意忠於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文化，那才是我的生命之根。我希望通過我的研究和描述，激發社會對於這些卑微文化的了解與尊重。在對我父母鄉親的文化進行研究的同時，我願意更多地關注我父母鄉親的精神世界，而不像以前那樣僅僅關注精英人物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