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川康風雲
劉文輝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終於明確表示要起義了。
周恩來回電：大軍行將西指，希望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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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湖南和平解放敞開了通往西南的門戶不久，蔣介石為保住西南作為與中共頑抗的基地，於8月24日匆匆由台灣飛重慶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蔣經國，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副長官錢大鈞、鄧錫侯、潘文華、川東綏靖司令孫震、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貴州省主席穀正倫、西安綏署主任兼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胡宗南、川黔湘鄂邊區綏靖主任宋希濂、第七編練司令兼一○八軍軍長羅廣文、西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劉宗寬、第二處處長徐遠舉、胡宗南部副參謀長沈策、第三處副處長孫伯先、以及重慶市長兼二十軍軍長楊森等。會上，蔣介石認為，川黔邊方麵地勢險要，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困難，因此共軍入川的主攻方向應是川北。於是他命令，胡宗南的三個兵團依秦嶺主脈構成主要防線，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構築成第二道防線；以李文第五兵團擔任秦嶺正麵守備；李振第十八兵團擔任隴南方麵守備；宋希濂第十四、二十兵團和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布防於川鄂邊的建始、恩施、巫山、奉節一線，扼守川東門戶；羅廣文第十五兵團置於南充、大竹地區，準備向東機動；另以四個軍的兵力，分散配置在川、康各要點。同時，蔣介石給胡宗南、宋希濂打氣說：“西南地區地形險要，物資豐富，尤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須努力保住這塊地區，使之成為複興的基地……”
就在蔣介石緊鑼密鼓，力圖頑抗之際，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三、五兵團和華北第十八兵團在第一、第四野戰軍各一部配合下，業已準備進軍西南。
為了迷惑、麻痹國民黨軍，第二野戰軍主力於九月初隱蔽地向湘西開進。10月，第三兵團由蕪湖抵常德、江陵一線集結；第五兵團由上饒經湘潭抵邵陽地區集結；華北第十八兵團及一野第七軍一部在秦嶺一線集結。隨後，湖北軍區部隊對川鄂邊之敵展開佯攻，叩擊東麵入川的門戶巴東；陝西軍區部隊對大巴山防線之敵，發動了兩次進攻，奮勇地重創九十八軍，並攻占平利、安康等城；集結在秦嶺北麓的第十八兵團等部開始佯攻，造成由北麵入川的聲勢；第四野戰軍正在進行的衡寶和廣東戰役，亦遮蔽了第二野戰軍主力的集結。
十一月一日，經過各方麵的充分準備，人民解放軍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國民黨軍薄弱的黔、川地域挺進。在北起湖北巴東，南至貴州天柱，寬約五百公裏的地段上，解放軍第三兵團主力和四十七軍、四十二軍、五十軍等部迅速突破了宋希濂集團的兩翼，擊潰了國民黨軍第十五兵團由川西北等地向東的增援，相繼解放了秀山、酉陽、恩施、建始、彭水等縣城，直逼烏江東岸，並於11月19日將西逃之國民黨軍第十四兵團殲滅於鹹豐東北地區，俘敵兵團司令鍾彬；解放軍第五兵團及第十軍進入貴州境內，相繼解放天柱、銅仁、鎮遠等地後，繼續西進，於15日解放了貴陽和思南。至此，國民黨軍大西南防線被攔腰切斷。未等國民黨西南守軍完全醒悟，解放軍第三兵團主力及四十七軍又由龔灘和彭水以北強渡烏江，以鉗形攻勢向南川城及其以東的國民黨守軍合擊，28日殲滅了宋希濂集團主力第二十兵團及第十五兵團大部約三萬餘人，解放了重慶外圍之涪陵、綦江、江津等地，並乘勝於30日解放了重慶及川東南廣大地區；經貴州迂回四川之解放軍第五兵團和第十軍，亦於12月3日進至川南之納溪、滬州等地，截斷了國民黨軍退往貴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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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10月間，在人民解放軍行將進軍西南的同時，中共中央加緊了爭取與中共早有聯係的劉文輝聯合西南實力派一道起義的工作，並通過駐川工作人員告訴劉文輝：“川、康解放，為期不遠，要認清形勢，當機立斷，用自己的行動寫自己的曆史。希望劉抓緊時機，在解放大西南的鬥爭中為人民立功！”
劉文輝，字自乾，四川大邑縣人，早年擔任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後獨立門戶，在軍閥混戰中不斷打敗對手，實力逐年擴大，先後出任第二十四軍軍長、四川省主席、川康邊防軍總指揮，擁兵十多萬，控製著大半個四川，成了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隨著實力增強，劉文輝圖謀“統一四川，控製西南，問鼎中原”的欲望也膨脹起來，他不僅加緊消滅四川的敵對勢力，還插手滇、黔，甚至參加全國性的角逐，曾兩次公開反蔣，使蔣介石對他備加仇恨，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就欲除之，隻是一時無從下手。劉文輝亦深知蔣對他不容，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西康一麵求得共產黨對他的支持和幫助，一麵聯合地方實力派及民主黨派，采取“經濟上開門，政治上半開門，軍事上關門”的策略，以虛與委蛇的手法同蔣長期明爭暗鬥，抗拒圖存。抗日戰爭勝利後，他為防止蔣介石各個擊破地方勢力，接受了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加強了與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聯係，不僅和雲南龍雲等簽訂了川康滇聯合反蔣協定，而且長期同川軍另兩大集團的首腦人物鄧錫侯、潘文華合作，抗拒蔣介石派其親信張群、王陵基到四川做省主席，染指西南事務。所有這些，無疑都給蔣介石控製西南，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製造了很大麻煩，本想極早除之，無奈四川是個“天府之國”，還得利用劉文輝，將來好為自己留條後路，因而遲遲未對劉采取斷然之舉。劉文輝也深知在蔣的掌中求生存，總有一天難免被捏死，所以時常盤算另謀出路。他長期掩護中共設在西康的秘密電台，他還秘密參加了以張瀾為主席的民主同盟，並為西南地區負責人。解放大軍渡江前夕，遠在上海的張瀾特意派人去成都給劉送去密函，囑其及時準備，待機起義。作為他這樣的人物，為安全計，不能不有所考慮，也難免徘徊、觀望，現在他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終於明確表示要起義了。他考慮再三，指示楊家禎擬了電文交中共有關人員報告周恩來。電文大意說，多年來受蔣壓迫，積怨難言，處境困難，隻好暗做準備……今已與鄧錫侯等部約好，決定投向人民，今後如何行動，請予指示。周恩來回電：大軍行將西指，希望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川康黨組織很快派員與劉文輝的代表楊家禎具體商定了關於起義的時機、起義的準備工作以及起義後配合解放軍的具體部署：一、起義時機，擬在解放軍逼近成都附近為宜。如過早起義，易遭胡宗南部的襲擊，二十四軍的戰鬥力也無法與之對抗；二、二十四軍起義後的主要任務是，配合解放軍，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竄的退路，並以牽製和擾亂的方法，阻止其占領西康，以待解放軍到達；三、保護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黨員及民主人士和進步青年的安全，維護好社會秩序；四、開展民主思想教育，改善官兵關係，從物質上和精神上為起義後配合解放軍作戰做好一切準備。
嗣後，劉文輝親自出麵又與中共工作人員商量修改了起義的具體步驟和方法，還當麵向鄧錫侯、潘文華轉述了周恩來的指示，並商定以他們三人為核心，聯合一切反蔣力量，在解放軍到來時，相機起義，配合行動，同時研究了對蔣介石所應采取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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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軍一舉解放了西南的政治、經濟中心——重慶市。蔣介石當天慌忙飛赴成都，下午即在北校場軍校召集張群、熊克武、劉文輝、鄧錫侯、向傳義、王陵基、王纘緒等談話。蔣介石極力掩蓋慘敗的真相，聲稱川東戰場是有計劃的戰略轉移，吹噓“川西決戰”的重大意義和有利條件，希望川、康方麵各部與胡宗南部合作，並向劉文輝、鄧錫侯等征詢對這次決戰的意見。會議上，有人主張退往康、滇邊境，保存實力，等待時機反攻；有人認為在川、康邊境，利用山地作戰較為有利；王陵基則主張在川西平原決戰。劉文輝這時敷衍說：“委員長總攬全局，我們都是一偏之見，你看怎麼好就怎麼辦。”蔣介石一聽正合他意，連連點頭稱好，當即責令張群為召集人，與劉文輝和鄧錫侯等商討“川西決戰”的計劃；同時令顧祝同、錢大鈞、肖毅肅等人組成臨時作戰指揮部指揮向川西撤退的國民黨殘部，阻滯向成都挺進的人民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