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又收到了張宗厚先生的回信。他告訴我，粉碎“四人幫”後，就有法律界和新聞界人士提出要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許多學者甚至一些官員公開呼籲為新聞立法來確保新聞自由。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大會議有代表提出要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的議案，經彭真委員長批準後由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胡績偉具體負責，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聯合在新聞研究所設立新聞法研究室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由於他是最早幾位研究新聞立法的學者，新聞法研究室副主任孫旭培又是他的同學，所以他是這個研究團隊的核心人員。同信他還給我寄來了幾篇有關新聞立法的文章。其中就有他本人寫的《清末新聞法製的初步研究》和《新聞也要立法》等等。在這些論文中，張先生認為，新聞立法，是對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在新聞領域表述為新聞自由）權利的承認、規定、保護，和對濫用這種自由權利的限製。具體來說，憲法中關於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條款，刑法中關於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製裁誹謗等條款，和其它法律中有關新聞的適用條款，都屬於新聞法的範疇。但是，新聞法最集中最具體的表現，是有關新聞的專門立法。它是針對新聞這個特殊領域的專門法律，屬於專門法或特別法的一種。製訂新聞出版法，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是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的重要一環。它將為發揚民主、解放思想、實現政治民主化開辟更廣闊的途徑，使憲法所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法律化、製度化，使廣大人民群眾和新聞工作者對壞人壞事的揭露和批評成為習慣和製度，並使任何團體、機關或個人不依法律不得進行幹預和壓製。這樣，必將大大有利於人民民主的發揚，有利於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有利於防止人民公仆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有利於四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張先生還特別指出，對言論、出版自由這個資產階級的口號，無產階級並不一般地否定，而是在形式上繼承、在實質上發展；同樣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新聞立法，也批判地繼承和借鑒。
就是這樣，我與張先生建立了通信聯係，我們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推進新聞立法，他非常希望我能從司法的操作提供經驗和研究。為了與我有更好的交流，他曾提出把我借調到北京專門從事新聞法的立法工作。為此，他還以《中國法製報》政治評論部的名義給我所在的單位發來了借調信。可是由於我所在的單位領導以各種理由不準我離崗，也就沒有成行。但在他推薦和幫助下，孫旭培先生也給我來信鼓勵，並指派李敬人先生與我專門聯係。
1987年底，由於所謂“自由化”等問題，我被迫離開了新聞界調到了某教育研究機構。在離開報社後，我曾給張宗厚先生去過信，他也來信鼓勵我繼續從事新聞法的研究工作。可不久，我注意到《中國法製報》等媒體也很少有張先生的文章和言論了。後來，為了能自由地從事理想中的工作，我下決心先解決生計問題，我離職奔波在沿海經濟特區專門從事律師工作，也就再沒有給張先生寫信了。但無論我到什麼地方，我總把張宗厚先生給我的信作為最珍貴的東西帶到身邊。2001年在武漢博士畢業時，我決定到社科院做博士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到北京見到張宗厚先生。因此，我到北京後，曾專程到了《中國法製報》，他們告訴我，張先生在1989年前後調到了某企業的研究院。可這家企業卻沒有能為我提供張先生的任何信息。近年來互聯網很發達，我也多次企圖從網絡上尋找到張先生的信息。可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得到他的具體情況。到今天，我在北京生活已九個年頭了，仍然沒有能見到張宗厚先生。但是，我堅信總有一天能如願的，因為，他為中國新聞立法做過的努力不會被人忘記。
（原刊《法治人生》2009年8月上）
責任與良知：中國學者30年
改革開放30年來，伴隨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國的學術界出現了三次比較活躍的時期。第一次，是在經過“文革”那場史無前例的曆史性災難後，麵對著國家落後而痛苦思索的中國人，在世紀偉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重新打開了國門，試著走向世界。中國思想界也開展了一場類似於文藝複興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學者特別是哲學和人文科學家們，以自己的獨特的社會角色，同具有改革開放意識的政治家一道，率領民眾衝突了“文革”所形成的思想和學術禁錮，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第二次，是在經過“八九風波”後，當“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問題的時候，中國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不僅對政治家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了必要的理論闡述，而且勇敢地承擔了為建立中國式的市場經濟提供理論支持的重擔。第三次，在新舊世紀之交，隨著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受到衝擊，社會出現了日益嚴重的信用危機、特別是下崗和三農及環境等社會問題的顯性化，中國學者特別是社會學家和法學家們，不僅通過反思東西方社會和文化的差異，認識到了“中國特色”的本質意義，而且還經常深入到社會底層進行調查研究，對現實問題做出了許多創造性的學術回應，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理論依據。
當然，在我們為當代中國學者對社會發展進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歡呼雀躍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當代中國學界所存在十分嚴重的問題。比如，在某些以理論介紹和學理性研究為旨趣、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著西方某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之類的角色的學者那裏，我們在領教那些用時髦的詞彙和新奇的體係構成著作時，卻發現這許多貌似嚴密而科學的社會理論，既不能科學地解釋我們時代所發生的事實，也不能對曆史事件進行合理的說明，更不能科學地預見社會未來的發展。這些文過飾非的虛偽之作，隻不過是注釋權威的工具和屈服金錢的奴婢。再比如，在某些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社會批判家們那裏，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正義”、“公平”和“良心”這類人文精神口號。我們體會不到，這些“正義”和“公平”、“民主”和“自由”背後最深刻的根源和所包含的人類曆史理性。甚至可以說，這是對少數人情緒的迎合和屈服。而中國曆史的許多事件正是政治家們利用社會情緒製造的血淚史。這些批判家們對人類的關懷，如果沒有對社會理論的基礎進行最深刻的了解，對人類精神沒有最全麵的領悟，而隻運用從西方學術著作中照搬的那些“良心和正義”來度量中國社會，那麼，隻能將我們再一次引入與此類口號完全相反的“烏托邦”式的災難。還比如，在某些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者那裏，隻有從民族傳統中才能尋找到現代中國的價值體係和解釋體係，要求一切理論和觀點都能與民族的東西融合，甚至用那些似是而非的“傳統美德”來對抗人類文明的理性成果。
如果深究和檢討這些貌似科學的學術產生的原因，我們會發現，這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傳統和學術品格或理性水平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學者的生存狀況和與此相聯係的思想自由狀況所決定的。封建時期的中國思想家和理論家特別是社會理論家，大都是主流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附屬。對主流社會的生存依附，是社會科學家失去獨立的學術精神最主要的原因。沒有自主生存的經濟條件，也就失去了自主的思想意識。就是那些誌在獻身理性的仁義之士，也大多因沒有相應的學術條件而難有作為。這也許正是秦始皇奠定的中國學術傳統，可算其偉大的“曆史功績”之一。中國各朝各代，正是遵循這一傳統，從學人的生存狀況來控製理性發展。這種學術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當代中國。當社會科學家們從傳統的經院式研究走出來時，呼吸的不僅是社會實踐的空氣，更多的是生存壓迫和心靈自由的讓渡。當某些人為了生存、為了課題費、為了職稱而從事著這些神聖的事業時，急功近利的態度也就成為必然。那些被封為現時代的最偉大的理論家們，甚至已經可憐到要去論證和宣傳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論。因為這些觀點已與他們的既得利益聯係在一起了。
蔡元培先生早就說過：所謂學術，是一種以研究真理為目的的終身事業，它要求學者要有一種獻身精神。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學術不是謀生手段，更不是投機取巧的法門。那麼，什麼是學者所追求的真理呢？在我看來，真理隻不過是事物的真相，對於社會研究者而言，就是人類社會曆史和現實的本來麵目。當然，任何學者對社會曆史和現實的觀察和研究，都具有一定目的性或功利色彩的。這就決定具有不同研究視野和人文關懷的學者對同一社會曆史和現實問題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真理。”但隻要他們不是將“學術”作為自身獲利的“法門”，這都是值得尊重的。因為，隻有當社會科學研究不僅僅作為一種職業，而成為研究者的生命一部分時，學術的價值和意義也就體現了出來。盡管現在已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學者”都按宋儒張載所要求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些以關懷人類苦難為主旨和為弱勢群體直呼的學者及學術成果，也許並不被重視，甚至會因此而遭受到某些迫害，可他們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一定會贏得人們長久的敬仰。因為，他們獨立的人格並因此而具有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與希望所在。
當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是西方國家過去二百年所遇到的問題的總和。我們要認識和理解中國，一方麵要看到它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化、城鎮化及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的；另一方麵，我們也看見，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也許正是目前中國利益衝突和
社會危機存在的最深層次的製度性原因。事實上，這些問題在困擾著中國的執政者、民眾和理論家們。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在這些問題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特別需要注意的，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作為學者，麵對這些問題時，首先應想到的是我們這個偉大而多災多難的民族和國家的未來。也就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或者關心中國社會進步和民族複興的人，都有一種責任，就是要以這個民族長遠的利益去麵對現在中國的問題，而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之爭。當然，這是困難的。也正是我們麵對的社會環境和問題是人類曆史上未曾有過的，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偉大的社會理論。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如何能夠把西方的理論創造和總結與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可以稱之為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理論，正是時代為中國學者提供的巨大機會，也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原刊《人民論壇》2008第4期）
後 記
在我審讀完這部書稿後，油然而生出一種有話要說的衝動。我雖然不是於建嶸先生交往多年的摯友，但通過多次“親密接觸”以後，我發現我們其實是老朋友、知音和同道。我認為，於建嶸先生是當今中國為數不多的“真知識分子”，而且思想、品格和行為都令我發自內心的欽慕和敬佩。
作為一名學者，於建嶸先生是當今中國研究三農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的頂尖學者，深受業內同仁的認可。無論是它的《嶽村政治》和《底層政治》，還是《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等著作，多是具有真知灼見和深厚現實意義的“裏程碑”式的大作；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他不僅進行深入的社會調查和底層研究，而且敢於公開對中國的信訪製度進行強有力的批判和抨擊；作為一名油畫家，他的畫以畫底層上訪者的肖像而聞名世界，被哈佛大學和德國外交部長收藏。很顯然，於建嶸先生是當今中國思想界為數不多的“政、學、藝、民間”四界通吃的“大腕”——他經常應邀給各省政府官員講述“社會泄憤事件”和頻繁出現的群體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他經常出席和組織各種各樣的學術和思想論壇，並作為主要嘉賓進行演講；他在宋莊的畫室還經常接待來自各地的上訪群眾，並不時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老農悄悄給他放在門口幾筐鮮桃和各式各樣的土特產品，甚至還有“上訪釘子戶”呆在他家不走，白吃白住，向他發泄和傾吐心中的不平之事。這其實是老百姓對他巨大的信任和獎勵，而且也是他和許多所謂的“精英知識分子”們最大的差異。他永遠和底層勞動人民站在一邊。
很顯然，於建嶸先生絕不是作秀，他對底層群眾的同情和憐憫十幾年如一日，尤其是他成為大學者以後，更不把自己所做的點點滴滴當回事，他常常孤獨而無奈、愛莫能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是個球，我敢到天安門廣場上解下褲帶撒泡尿，你敢嗎？千萬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他還不止一次地送走那些白發蒼蒼的上訪者，並讓助手和女兒偷偷塞給他們每人500元路費；他甚至還開車把一位常年上訪的來自河南的釘子戶親自送回家，後來還給那人聯係當保安的工作。他從來給人的感覺是理性而熱情，很少有消沉和悲觀的時候，他是一個“補鍋”而非“砸鍋”的人，這就是他的生存秘訣和智慧。也許他的內心裏有些孤獨和悲涼的況味，但行走於古老的中國，不這樣，又該如何呢？
是為後記，與於建嶸先生及廣大讀者共勉。
賀雄飛
2010年8月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