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腐敗愈演愈烈。劉誌軍案是近年來最突出的例子。單從這幾年公布出來的腐敗案來看，涉及官員數量和金額都在呈幾何級數的增長，雖然執政黨一再聲言要整頓吏治、嚴懲腐敗，但現在還看不到一套可以阻止和有效減少腐敗的完整的、健全的製度建構，在有些地方，腐敗反而更加公開化，甚至成為既成製度的一部分。事實證明，不抑製政府權力，不實行民主監督和權力製衡，腐敗問題不但無解，反而會變本加厲。
第六，思想爭論激烈，社會共識破裂。目前中國社會思潮之多、之複雜，為近十年來之罕見，各種觀點碰撞、爭鋒，互不相讓。魯迅先生說過的“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用來形容當前思想界的狀況，可謂形象。在五花八門的觀點之下，實際上共識越來越稀缺。思想爭鳴和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國並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有一套通行的價值觀、一套多數人視為正確的道理，作為主流思潮和社會的穩定器。
第七，社會不滿累積，群體性事件頻發。雖然烏坎抗議的和平解決是一個正麵例子，展示了一些令人振奮的跡象，但頻頻爆發的其他群體性事件依然反映出，中國還沒有習慣以遵守規則的、現代的、法治的方式來解決社會衝突。在很多時候，執政黨以自己習慣的政治方式，如派工作組來解決問題，常常把利益問題解釋成政治問題，把法律問題政治化，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腐敗、濫用權力是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這樣的處理方式勢必激起更多不滿。最近總理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任何人都無權剝奪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說明對土地利益的剝奪，已引起中央政府的極大關注和警惕。短期來看，群體性事件難以緩解，因為產生問題的根源沒有解決，處理方式也沒有機製化，這往往使新生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第八，外部世界不確定性增強。可以說，2011年的世界史始於北非，“阿拉伯之春”給許多國家敲響了警鍾，目前還沒有終結的跡象。由於普京堅持要連任，俄羅斯的政局走向和國家發展方向變得更不明朗。隨著金正日的去世，東北亞局勢更趨複雜和緊張。2012年還是許多歐美國家的選舉年，尤其是在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經濟不振的背景下，西方的新領導人可能會放大一些議題，打“中國牌”或將中國作為指責對象，導致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充滿更多變數。這些外部變化都會與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交互作用，影響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不斷深入，中國在不斷調整姿態來應對這一潮流，但應對的成功與否，主要還是取決於中國自身的適應力和應變能力。未來中國的變化和全球化產生衝突，也是一種可能的結果。事實上，如果上述的八個趨勢不改變，中國的未來至少不會像世界所期待的那樣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