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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
沈先生除編撰《中國曆代服飾圖錄》（即《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此名為最早在曆史博物館進行編撰時的定名），還有十幾種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在進行著，如“獅子在中國”、“婦女坐具”、“熊經鳥申”、“扇子的衍進”、“玻璃史話”、“螺鈿史話”、“銅鏡史話”……其中關於“扇子”的研究，1978年時本準備再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沈先生還為此寫了後記。後來先生又因調入社科院曆史所等一係列工作，而使得出版事宜擱置下來，他也全心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校對整理中。“扇子”的研究最終在2005年由萬卷出版社出版。
這些物質文化史的工作條目繁多，細致嚴謹，是沈先生一貫的研究方式，也是我跟隨沈先生的契機，在這裏引入沈先生當時對這段研究的記述及對於扇子”研究的概述圖表，作一份插注：
在日常器物中，有千百種東東西西，和大多數人生活關係十分密切。有的地區，常年都少不了它；有些方麵，又明確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時間早可上溯到兩千年以前，如“便麵”式扇子對於東南亞或印緬影響。近也有了千把年的曆史，如“折疊扇”、“白鬆扇”來自日本、高麗對中國的影響。）又還有直到如今，每年新的生產數以千萬計，作為中國手工藝品，分散於世界各國，繼續發生普遍廣泛作用的。
但是關於這些事物本身的曆史，文物工作者，大都還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采取個較新的，也較切實的態度，試來進行些探索性分析綜合工作，得出些新的認識，新的理解。不是以為問題小而平凡，值不得注意；就是覺得由唐到清，書上有的是各種記載，想明白它，查查書也就成了，哪還算得是什麼問題？其實，所謂“不是問題”，也許恰恰就“是個問題”。因為知識若隻限於書本，常由於輾轉抄撮，真偽虛實參半，實不大得用。書上沒有的，更不會憑空得到“發言權”。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同工農業生產建設，出土新文物以千萬計，對於整個中國曆史發展和文化布局，都已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嶄新的物證：或豐富了曆史內容，或糾正了曆史謬誤（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對於文獻記載，進一步得到證實肯定）。這還不過近於一個開端，不久將來，出土新文物肯定還將增加千百倍。
一個具有曆史唯物主義基本認識的史學工作者，稍稍和這份無比豐富現實材料發生接觸，都必然會感到眼目一新，不能不承認照過去搞問題方法，是大大不夠的。或許會感覺到，一部二十四史，隻近於官定的“通史綱目”，主要內容，隻涉及社會上層的矛盾變化，取予得失，所占分量極大。至於維持這個偉大國家機器運轉，千千萬萬人民的千年萬載勞動生活現實，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切文化成就貢獻，以及對於世界文化交流的影響，卻著墨不多，未免過於簡化了“曆史”。特別是關於“物質文化史”的進展，簡直可說還像是一個“空白點”，實有待從另一角度分門別類來進行大量研究工作，才會取得明確的認識，對於貫穿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階段，所有勞動人民共同努力，重要發現和發明，如何推動了曆史前進的過程，作出嶄新的判斷。若依舊照傳統方法，來談中國物質文化史，是永遠接觸不住問題，得不到正確理解的。
至於一個文物工作者，他麵對現實，將更加會感到老辦法難解決新問題。從大處說，比如曆來上限六千年的黃帝傳說，和麵對達八九千年一堆新的骨石木角陶生產工具的出現，舊傳說就已經動搖，曆代考古學者把新石器出現，估計在一萬年左右，也都已因之得從新考慮。就小事說，比如長沙馬王堆西漢前期古墳竹筐中發現了兩把竹編半翅形扇子，發掘報告中隻輕輕一筆帶過，好事者又詫為稀有事物。其實若聯係磚石刻畫做點比較工作，就會明白它比棺上那個招魂引路幡也可說還重要一些，因為恰恰是唐初博學多聞顏師古注《漢書·張敞傳》提及的“便麵”。以“扇子應用進展”作例，這種扇子且在兩漢魏晉間約四五個世紀還是生產主流。隨後魏晉南北朝才有“紈扇”、“羽扇”、“塵尾”、“塵尾扇”等繼續出現，代替了它的地位。紈扇在唐代成主流後，先後形象也還不同。北宋以來，傳自高麗、日本的“白鬆扇”、“折疊扇”，逐漸代替了較前一切，而取得新的地位。
這些事事物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它的發展和彼此相互關係又如何？若隻知單純引書證書，當然不易得到明確具體印象。若結合部分實物和圖像，作些比較分析，對於這類問題的真實發展成就，才會有比較真切的了解。若再把眼光放寬一些，用大量圖像為主，適當引申文獻作注釋，從正反兩麵去求證，所得知識將會完全不同。試用這麼一種探索研究的方法，作出的估計和判斷，由於材料分散難於集中，仍難免會有錯誤。但方法無疑將是較新的，接近於唯物的。可望不斷充實以新的內容，取得認識上的進展和突破，弄清來龍去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