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中世紀是“上帝”統治人類的時代，時間跨度將近一千年。自公元393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西方進入了“政教合一”神權體製的思想黑暗年代，人民遭受著宗教和國家權威的雙重奴役。中世紀的文化以宗教為主體，其結構具有高度的符號學性質，即每一事物都有社會價值，一切事物都有相對應的意義，意義即為存在的指號，並與價值觀念相關。中世紀文化的內容與表達之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很多的概念都有著相對應的記號，如十字架為上帝的象征。由此，中世紀的思想總是蔑視物質，重視記號所表達的意義。
一、基督教一統天下的西方中世紀政治
中世紀是基督教一統天下，被基督教神學家稱之為“神聖秩序”的時代。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國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貶低，它隻是在教會之旁或教會之下的一個負責較低等級事物的社會組織。人們生活中最本質性最重要的部分則由教會來控製。這一時期，政治被嚴重“弱化”，政治權力和政治機構的社會控製功能幾乎被降到文明社會的最低限度。
基督教不僅以其信仰和教義影響了西方政治傳統，而且以其獨特的教會組織及其由此造成的獨特的教會與國家間的關係而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社會結構。無形的信仰和教義與有形的組織結構互為表裏，從表層組織結構到深層心理特征，都塑造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個性。
（一）封建君主製的演化
公元476年西羅馬滅亡，也正是從此時起，西歐開始進入封建社會。因西歐封建社會形成時期特殊的曆史條件，使西歐中世紀自一開始就未能建立起東方式的一元化政治製度，而是形成了多種政治勢力相互製約的多元化政治格局。隨著封建文明的發展，西歐多元政治先後出現了封建割據君主製，國王與議會代表進行聯合專政的等級（議會）君主製，君主專製製三種政治統治形式，以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的一種新的政治形式城市共和製。
首先是封建割據君主製。這是封建君主製的一種早期形態。9世紀末葉，封建製度在歐洲已占據主導地位，形成了不同等級的領主統治。在這種體製中，國王是全國權力最大的領主，被宣布擁有全國的土地。國王下麵，根據土地多寡和地位高低又分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爵位的各級領主，此外還有騎士階層，農奴則處在社會的最底層。當時國家製度的組織形式是封建割據君主製。國王與大領主之間雖是封君與封臣的關係，封主對其封臣下屬的封臣沒有直接支配權。封臣隻根據契約服從國王並履行應盡的封建義務，而國王卻不得不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則。在封建割據君主製下，國王和大封建主之間始終存在著強化王權與限製、削弱王權的鬥爭。因此，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是歐洲早期封建政治製度的特征之一。
其次是等級（議會）君主製。從12世紀起，由於封建城市的複興，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農民反封建鬥爭的加劇，國王為了強化王權，削弱大封建主的勢力，鎮壓農民的反抗，在中小封建主和城市市民的支持下逐步改製，實行等級(議會)君主製，設立等級代表機關，由確定的等級選派代表組成。英國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1265年召集會議，它成為英國議會的開端。法國在爭取國家統一和加強王權的鬥爭中，與羅馬教廷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國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為取得反對羅馬教廷鬥爭的勝利，於1302年首次召開了有高級騎士、世俗貴族、富裕市民代表參加的三級會議。它是國王的谘詢機關，也是國王同封建貴族、市民上層結成聯盟的形成。
再次是君主專製製。它是封建君主製的最高和最後形式。15世紀以後，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民反封建鬥爭日益激烈，市民力量不斷壯大，國王依靠掌握的軍隊和稅收取消了各封建領主的一切權力，逐步控製了國家全部權力，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國王將權力伸展到全國各地，成為真正的一國之君。
最後是城市共和製。12世紀後，商品經濟有了巨大發展，隨之壯大了市民階級的力量。意大利的一些商業城市，如威尼斯、米蘭和佛羅倫薩等，通過和平或武力等各種方式逐漸取得自治權，建立起類似古希臘城邦民主製的“城市共和國”。其特點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為議會，由貴族選舉產生。城市的最高行政首腦是長老會議。國家元首稱總督，由選舉產生，終生任職。當時貴族力量要較市民力量強大，城市的主要權力基本上由貴族把持，所以其實質仍具有寡頭獨裁政治的性質。12世紀意大利一些地方的城市共和國，影響到近代西方民主製度的建立，同時也為現代城市、城鎮的自治製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基督教教權與世俗王權的爭鬥
中世紀，教會的經濟力量越來越大，逐漸想擺脫世俗政權的控製。經過與王權的較量，教皇權威終於在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達到了極盛。此時，任何不符合神學正統的思想學說，都被斥責為“異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基督教使中世紀的西歐封建社會染上了宗教色彩。後來，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據，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加強王權，統一國家。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教會在中古盛期所確立的“萬流歸宗”的地位被終結了，王權的加強、民族國家的勝利也就意味著教皇勢力的衰落。教權與王權的衝突，以王權的最終勝利而告終。教皇作為最高效忠對象的地位消失，各國王權成為各國臣民最高的效忠對象。王權的加強，民族意識的萌動，是西方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三）宗教性的軍事行動——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是一係列在宗教的準許下進行的有名的宗教性軍事行動。西歐封建主、大商人和羅馬教廷在“拯救聖地”的名義下，號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去奪回被伊斯蘭教控製的耶路撒冷，並對東部地中海沿岸各國進行了持續近200年的侵略性遠征。
11世紀末，西歐社會生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城市崛起，已有的財富已不能滿足封建主貪婪的欲望，他們渴望向外攫取土地和財富，擴充政治、經濟勢力；另外，當時的西歐實行長子繼承製，許多不是長子的貴族騎士不能繼承遺產，成為“光蛋騎士”，他們往往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為生；除了騎士外，西歐的城市商人，特別是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的商人，企圖從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奪取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貿易港口和市場，獨占該地區的貿易，因而也積極參與了十字軍。還有就是農民，他們受到了封建主越來越重的剝削和壓迫，再加上連年的災荒，他們夢想尋找擺脫饑餓和封建枷鎖的出路，所以逐漸被教會所蒙蔽，被騙往東方。歐洲教會最高統治者羅馬天主教會，也企圖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教會”，確立教皇的無限權威。這些原因促使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地中海東岸國家。中、近東地區混亂不堪、君士坦丁堡皇帝阿曆克修斯一世向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求援以拯救東方帝國和基督教的時候，此舉正中羅馬教皇的下懷。早已垂涎東方富庶的西歐教俗兩界，由天主教會發起，以驅逐塞爾柱突厥人、收複聖地為目標，以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地(耶路撒冷)為口號，開始了十字軍東侵。1096—1270年，西歐封建主對近東各國發動了侵略戰爭。西歐商業資本的增長以及城市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加速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社會經濟分化，並推動統治階級去掠奪經濟發達的近東國家。十字軍東征是天主教會在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的口號下發起的。耶路撒冷和其他拜占庭領土都是在11世紀末被穆斯林(塞爾柱突厥人)占領的。十字軍參戰者服裝均飾以紅十字為標誌，故稱“十字軍”。
十字軍遠征總體上說是失敗的，羅馬教廷建立世界教會的企圖完全落空，而且由於其侵略暴行和本來的罪惡麵目，使教會的威信大為下降。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軍事學術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如西方人開始學會製造燃燒劑、火藥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針；海軍也有新的發展，搖槳戰船開始為帆船所取代；輕騎兵的地位與作用得到重視等。十字軍東征使得歐洲大陸走上了一條世界主義的道路，使歐洲人認識到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
二、慘淡經營中的西方中世紀科學技術
伴隨著西羅馬的覆滅，西歐的奴隸製也消亡了，西歐進入了封建割據的時期，漫長的中世紀開始了。這一時期，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政治上的混亂也導致了科學的落後。此外，隨著教會財富和權力的不斷增加，教會也越來越腐化。這些都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科學技術的成長極為不利。因此，中世紀是一個文化和科技發展暗淡無光的黑暗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