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國的威脅，曾經是衰亡中的羅馬拜占庭帝國維持統一的紐帶。以至於法蘭克帝國在得到拜占庭承認為東部帝國的繼承者的同時，也承認拜占庭帝國是羅馬傳統的真正守護者。穆斯林土耳其的強大，是教皇帝國得以貫徹在歐洲權威的外部動力。當穆斯林土耳其衰落的同時，也就是教皇領導權威崩潰的開始，歐洲因此被宗教戰爭所撕裂。原因也正是因為，建立在統一思想基礎上的政治統一，是不穩定的；本身就會因為利益的分歧（這是事實存在的必然）而走向分裂。以至於思想的統一越牢固，因利益分歧而導致的宗教戰爭，就越慘烈。
即便是英法的團結，也隻不過是麵臨德國的威脅；西歐在二戰後的“統一”，那是因為蘇聯的威脅，盡管蘇聯和東歐之所以一度扭成鐵板一塊，也自以為是因應“西歐的威脅”。而目前這兩種雙向威脅，都不存在了。如果從這兩種雙方誤解的威脅之源頭說起，甚至從來就沒有存在過。這是歐洲冷戰結束的真正原因：既然西方保證不以武力改變蘇東現狀，（即所謂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為什麼還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在和平時期的古拉格群島，就死掉了五千萬人以上），與西方並非軍事上的威脅相對抗呢？對於西方而言，反之亦然。
普京的話其實說得很對：“以為俄羅斯威脅歐洲的，都是大腦不正常的”。俄羅斯無論在烏克蘭和克裏米亞這些小地方，如何讓歐洲看不慣，俄羅斯的所有威脅，也隻是對那些小地方而言；反之西方對俄羅斯的所謂威脅，也隻不過這些小地方，是否歸於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問題。事實上，當歐洲對俄羅斯的威脅已經隻剩下俄國傳媒的煽動時，俄羅斯的集權主義是否還有生存的空間，已經成為普京及其繼任人頭痛的大問題。反之，當歐洲周圍已經沒有真正的敵人時，歐洲還如何彌補基督教各派的“思想差異”？如何貫徹基督教傳統的集權觀念？
無論歐洲人認為美國如何偏離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傳統，（如梵蒂岡對美國的指責），歐洲都無法以美國為敵人。原因恰恰因為，美國的確不是歐洲的政治敵人，也隻是“基督教意識形態的敵對方”（個人主義），因此當歐洲政治家以美國為假想敵時，真實效果是激化了歐洲思想不統一的“觀念差異”，反而進一步促使歐洲政治的分散。美國的確從分散的各州殖民地，最後結合成政治相對集權的合眾國政府；但那不是建立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市場利益統一的基礎上；而且因為關稅和蓄奴製的分歧，還打了一場南北戰爭。
荷蘭聯合省當年的各加盟省之間的差異，的確比今天的西歐各國的差距還大，但是荷蘭能夠結合成聯合省，是因為有著共同的西班牙、法國，（後來還有英國）的外部敵人，更因為聯合省有著共同的海外經濟利益。因此荷蘭沒有與比利時統一時“聯合的尼德蘭”，原因也正是因為兩者的經濟利益不一樣，——當然也可以聲稱，那是因為兩者宗教信仰不一樣，比利時是天主教；但“信仰統一促進政治統一”這點，已經在前文證偽。則歐盟今天若能更進一步跨進到“歐洲合眾國”，就不能指望“思想統一”，而隻能尋求“經濟利益的統一”。
“申根協定”（相當於關稅同盟）和歐元體係，可以看作是歐盟向歐洲合眾國政治邁進的切實步驟。它比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統一，作用更大也更關鍵。但是問題也正在於此，歐洲各國在關稅同盟和歐元政策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因為此分歧的核心，實際上是以法國和南北歐“大政府，小市場”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傳統，和德國為代表的，與美國相通的“小政府，大市場”的資本主義觀念的衝突；盡管相對美國來說，德國已經有著更嚴重的歐洲社會主義傳統。而這樣一種衝突，在美國政治集中（統一）的曆史進程中並沒有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