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進化論的科學角度上看，日本社會是一個文化體製相對落後，等級製度相對成熟的公有製社會。因此日本要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甚至可能比中國還要困難；但是在接受西方技術而言，就比中國更為有效。在此處要首先說明，“社會進化論的科學角度”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相對落後的文明”與“相對成熟的公有體製”會統一在日本社會的身上。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將不能得到任何邏輯一致的解釋，原因僅僅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是邏輯一致的理論體係。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即進化）過程，馬克思主義非常古怪地，在承認原始社會是公有製（原始共產主義）的時侯，又把公有製（直到共產主義）視為人類社會進化的未來，在兩者之間古怪地塞進了“私有製”過程，實際上隻是基督教愚昧教義的重複。
而在社會進化論的視角，類似原始人類所在的社會，邏輯在開始時，分別有兩條可能的軌跡。第一條是沿著分散向集中的方向演變，條件是社會溝通水平足以形成越來越有效的中央集權，在把生產剩餘集中於中央（即集中）的同時，既能以集中的權力鎮壓分散於底層的小民（並掠奪其剩餘），同時又能以足夠的剩餘救濟底層小民，以減小下層賤民的反抗。當這種被全世界所有知識分子所熟悉的“金字塔形的等級社會”發展得更大，中央集中更多的剩餘，能控製更多的賤民，同時也一般救濟更多的賤民時，這種公有製（也稱為社會主義）的體係，就會被稱為越成熟。中國是這樣的成熟的專製社會，日本同樣也是。
原始分散的社會的另一條路徑，就是從分散的社會形態中，通過彼此交換的互利（逐利），促使所有部落組織成聯邦共同體。但是這條路徑，需要所有個體的生產水平已經具備足夠基本生存的剩餘。這對於原始人類社會來說，是不可能存在；但的確存在於美利堅合從國形成前的北美殖民地。因此在缺乏其他變動途徑的附加條件的話，（如美國承繼了舊大陸的農業文明），唯一可能的社會進化路徑，就是從原始社會，順著公有製的統一路徑，一步步地隨著社會溝通的發展路徑，形成一個個專製的大帝國。與生產力的關係反而不大，即便是石器水平如印第安人，也同樣形成了各自的大帝國。然後就在這一專製帝國統治下的封閉環境中，改朝換代，直到環境變化後，重新分散成原始社會（中國是平均兩百年一次的若幹次的人口大滅絕），甚至就此消失。隻有在偶然的情況下，如歐洲農業文明移民到了北美後，恰好地具備了形成資本主義的條件，美國才有可能誕生。
因此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始>私有製>公有製”的發展路徑完全不同的是，社會進化論中的進化路徑是“原始（經統一，形成）專製帝國(再經特殊的市場化條件，形成)現代的資本主義”，即“原始>公有製>私有製”。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者，出於公有製共產主義的信仰，也因為他們對社會進化論科學的仇恨，搞錯了次序，陷入了誤區，他們信仰越堅定，在錯誤泥潭中越是不能自撥。
明白這樣一個關係，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理解日本的，為什麼是“較成熟的公有製，也較難進入到現代資本主義”。因此日本比較容易地成為一個好學生，這是因為公有體製從上而下的效率，但也因此，日本與資本主義社會是漸行漸遠，很難真正實現“脫亞入歐，成為西式資本主義國家”的本來目標。這既是日本在甲午時比較容易地超過中國，而在二戰以前對中國構成威脅，在二戰後又能迅速學習美國的外表，但最終卻因為他們本身社會的公有製傳統，而陷入今天的滯脹困境。
實事求是地說，日本民族與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一樣，都是善良的，愛好和平的民族。侵略不是日本的本性。如果不是因為日本社會的等級製，那麼擁有技術優勢的日本，其民間將會表現出強大的侵略性，典型如日本浪人和二戰前“世界上最自由的日本人民”在東亞顯示的擴張性。但是強大的等級製，又會窒息日本社會的活力，讓日本的威脅一點點地被自已的愚昧所解毒。所以，曆史上隻有日本能夠從外界吸引到足以讓它有機會成為好學生，同時民間也隨之失去對中央集權的敬畏時，此時的侵略性是最強的。這並不是日本民族的特點，而是適合於全人類所有民族所有社會的共同規律。明朝時是這樣（因為葡萄牙和荷蘭傳入的技術），上世紀的日本帝國，同樣如此。而今天的日本，則既不具備當初的條件，也不可能是美國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