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被高估的，特別是被中國高估的民族和國家。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最為得意的時侯，它們的目的也隻不過是建立一個與英法殖民帝國抗衡，能夠畫地自守的“大東洋共榮圈”。在日本看似咄咄逼人的戰術進攻的背後，總是尋求上風求和，退而守成的保守戰略。對於象美國或此前的英國，實力明顯超出日本的國家，很容易很出日本帝國的色厲內荏；而對於綜合國力遜色於日本的中華民國，就很容易被日本的虛張聲勢嚇倒。
更何況，日本想稱霸東亞，中國則一向視東亞霸權非已莫屬；日本就算偶然有少數人，喊出“亞歐以烏拉爾山為界”，中國則一貫夢想著重溫“秦滅六國，並吞地球”的美夢。中國之高估日本，很大程度是由於中國春秋曆史以降，對於“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的迷信，也因為日本確實有抵禦中華帝國的實力；特別是在中華帝國不想上進的腐朽歲月，日本甚至能反過來占占上風。但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是，日本整個國家、民族和文化，從來不具備世界級的影響。
日本實際上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社會。當日本人看似擅長於模仿外國先進的技術和表麵上的“先進製度”時，同時也是強化著它的傳統文化製度的落後一麵，——因為技術似乎彌補了日本的差距，日本就更不必從根本的文化政治製度下改革了。這是日本天皇“萬世一統”能夠成為日本政治象征的根本原因。日本天皇在日本，起到了道德角度上的慈善總監的作用，作為對日本龐大的政府勢力的平衡。日本政府的勢力，相當於過去的將軍和藩主，其平衡者不是日本民主的國會，而是天皇，這是日本的特色。
因此日本即便在表麵上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等於什麼也沒有學；因為日本天皇本來就不是直接管事的。日本即便學了美國表麵上的民主，它的民主也對於平衡日本政府的勢力，幾乎完全沒有幫助。日本的選舉基本上是假的。日本國民本身對於選舉並不算太熱衷，日本的議會權力也很有限，明顯遜色於英美的國會。日本首相的權力配置模仿的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強元首模式，但是日本政府龐大的勢力，在日本社會中卻是次要的；和平時受製於各路財閥（相當於過去的藩主），戰爭時受製於天皇。
因此日本“小政府”的表象也是假象，那個小政府，隻不過是真正的“日本政府”的發言代表。真正的日本政府是相當於過去的藩主的各路財閥，日本的選舉也在實際上，基本上操縱在各路藩主的手上。這是日本政黨總能長期當選的原因。日本的政治模式是寡頭製，而不是表麵上的民主製。真正的日本政府的基層，是表麵上是居民自治體係，實際上是由操縱著地方經濟特許和地方政治的精英，相當於中國過去的“鄉紳”。這些寡頭在經濟狀況好時表現為社會楷模，情況不好時就被稱為暴力團。
日本基層的寡頭精英，與各路財閥的政治和經濟聯係千絲萬縷，而且本身就是各路財閥的組成。各路財閥就是地方精英的集合。因此日本是一個等級嚴密的金字塔狀的社會，真正的日本政府及其消耗的社會資源，由各級地方寡頭的精英算起，經過財閥，再到表麵上的日本政府。所以以日本“小政府”是一個假象。日本各級寡頭精英本應自食其力，但是它們對日本經濟的抑製雖大，經濟情況卻不算太好。結果是日本民間的消費能力並不高，日本的經濟不得不采用出口導向，對貨幣通脹的依賴很深。
為了補貼這些寡頭的日常虧損，真實目的是維持日本等級社會的現狀穩定，日本政府（即寡頭政治的代言人）不得不經財閥及其旗艦的銀行，向這些經濟情況不好的基層提供無限製的貸款，而謂之“凱恩斯主義”，其性質類似於中國補貼國企和地方政府債務。事實上日本本身的政府債務，就與中國相比，不遑多讓。因此日本在承受著日元的持續貶值的同時，民間內需就一直處於萎縮之中。窮困的日本平民，不得不寄托於寡頭精英的善心，這些善心又通過天皇的表率號召而宏揚。由此構成微妙的平衡。
日本社會體製的形成和維係，與其處於地震、台風、火山爆發的活躍地帶的生活環境，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日本從基層開始，寄權於精英寡頭，很接近於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客觀上圍繞著這些貴族及其集權所得的財富和資源，形成了近乎永久災難準備的救世軍。一旦災難來臨，日本基層就在這些貴族救世軍的組織下馬上行動，並由這些救世軍負責災後的救濟和平時的防災。這套體製事實上要比蘇聯和中華毛帝國時的社會主義體製更有效，反應則比美國民主製度下的社會更迅速，預備狀態更持久。
以上是日本從曆史到今天的社會製度文化的現狀，由此可以推斷出它在未來22世紀中的發展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