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蕭條，綿延達150年！不同的後進社會，次第出現了虎頭蛇尾的“經濟奇跡”，推遲了凱恩斯主義大蕭條的暴露，看上去似乎隻是這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奇跡國家”確實有著不如美國的固有劣勢，——這是事實，——美國製度的優勢，因此也被神化，隻有很少的人意識到，那隻不過是美國社會更接近於私有製，因此市場經濟的純度也比較高的緣故。在中國的熊皮德和日本的高田清，這兩位獲得首界米塞斯獎的經濟學家，完整解釋了大蕭條的內在原因，即“東亞模式”得益於美國夕陽產業的轉移而造就的“東亞增長”以及因為繼續對美國出口而導致的“東亞失去的七十年”形成的滯脹的機理；在此以前，如同20世紀末的世界，不明白日本奇跡和德國奇跡；也不明白隨後出現的“東亞四小龍”，及其後的“中國奇跡”一樣，全人類都被非洲國家的持續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所驚歎！滯脹中的國家，在憂慮於非洲廉價產品的競爭的同時，也欣喜於非洲國家的采購，多少拉了滯脹中的國家一把；情況與21世紀初的日本和歐洲，期待著中國奇跡聯合美國的需求，推動世界經濟再現增長，情形簡直一模一樣！
當梵蒂岡代表著全球天主教，強調是非洲人對天主教的接受，引導了非洲人終於享受到現代文明的福祉，證明了人人平等不因種族差別而有區別的信念，——該信念當然是正確的，隻不過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等，總是將它在現實中，改換成“人人平均”即為平等；從而釀就了凱恩斯主義大蕭條的重要幫凶之福利主義；後者導致了南美和南歐，前後長達兩百年的蕭條和滯脹；——全球天主教同盟，也同樣尷尬於，自皮諾切特在20世紀通過政變，專製主宰了智利後，全世界“經濟奇跡國”，居然全部出現在“專製國家”，而任何實現普選和民主的國家，全部陷入經濟蕭條和滯脹，其中以印度和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為代表。即便是日本，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一直為世界學者詬病，中國在20世紀末的增長，也是在被稱為專製的情況下獲得。經濟史學家繼續回顧，發現此一規律，甚至早在19世紀就出現在墨西哥和歐洲的德意誌帝國身上。20世紀的南美和歐洲，更是反複的證明：隻要這些國家處於專製政治下，經濟就會改善，反之就會惡化。這一規律從墨索裏尼在意大利上台後，就一直沒有改變。似乎隻有美國除外！
社會學家對這種現象越來越關注。因為如果說民主有害經濟，——在經濟學上已經通過阿羅不可能原理加以證明，肯尼思·J·阿羅因此獲得了197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麼如何解釋美國一直以來的經濟成功？反之如何解釋，經濟成功在美國以外，居然隻能出現在“不民主”的條件下？社會學家當然也可以自我安慰，所以這些政治製度中存在著“不民主”因素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成功畢竟有限；很快就進入了滯脹的陷阱。在20世紀開始，就被社會學家稱之為“南美模式，中等發達陷阱”。中國當時的執政黨，曾經賭咒聲稱“中國不會陷入中等發達陷阱”，而事實上，甚至在當時，就已經比南美洲的情況更為糟糕。但是所有相對美國後進的國家，不但無一趕上美國，而且相繼落下陷阱，危機中的社會自然而然向左轉，也根本不可能再向“美國模式”邁進一步；更何況，所有“更民主化，更普選化”的國家，無不更迅速地陷入蕭條和內亂之中。當經濟學家們還在研究其中的理由時，社會史學者已經發現，甚至在20世紀初，“更民主化，更普選化”就已經是中等發達國家的陷阱，西班牙和日本和魏瑪德國，是最早普選的國家，幾乎馬上陷入了內戰和法西斯主義，德國和日本後因陷入世界大戰而國破家亡。因為死心塌地執行對美國的出口，才有了20世紀的兩國奇跡。
社會學家慢慢發現，阿羅不可能原理針對的就是“全民普選，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它的結果總是因為民眾喜歡免費的午餐，仇富，再分配，以為剝奪富人的財產，不會傷著稍窮的自已，既符合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平均觀念；就算不能自已得益，至少也可以讓富人倒黴點，讓窮點的自已心情舒暢點兒；類似的傳統觀念，無論是在歐洲文化中的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者眼中，還是在印度教的眼中，或者在穆斯林眼中，在中國孔儒文化的眼中，在所有這些傳統文化觀念的眼中，都被看作是天經地義！結果就是“全民普選，一人一票”的結果，總是與“打富人，吃大戶，搞福利社會”的結果無異。經濟學家稱之為公地悲劇，自然導致實體經濟嚴重受損，公共開支直線上漲，凱恩斯主義變成了理所當然，如此全製外，焉能不蕭條？英國學者斯密。亞當借20世紀的社會學家，弗裏德裏希。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解釋了此機理，最後得出結論：民主如果不是在確保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基礎上，將會變成壞的製度；並且引證美國立國時的傑克遜和麥迪遜的名言：“民主不是保護多數人的利益，而是連少數人的利益也能保護”。法國人馬上爭辯說，該原理最早是由法國偉大的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在《舊製度和大革命》中闡述的，雲雲。不過也說明該認識終於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