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時侯，經濟學家開始發現，問題出在對美國的出口上，各國實際上是背走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將美國的蕭條和滯脹背回自已的國內。但是，這種做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開始了，也的確帶動了全世界的經濟繁榮，遠遠超過了兩次大戰以前的增長水平。有些曆史學家將它的原因歸因於美國的帶動，因此又稱之為美國景氣；凱恩斯主義者就象它稱為“凱恩斯景氣”。在20世紀深受其惠，但在21世紀深受其害的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學家，熊皮德和高田是清的解釋，最後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兩人也因此被授予米塞斯經濟學獎。自此以後，米塞斯經濟學獎，也代替了諾貝爾獎，成為22世紀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熊皮德和高田是清認為，20世紀後期的經濟增長，不是因為凱恩斯主義，而是因為美國因為更純淨的市經濟，到二次大戰為止，技術和經濟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甚至比歐洲也要領先兩三代，更遑論其時的歐洲和日本等國，被戰爭大為摧殘。
因此美國為恢複各親美國家的經濟而提供匠馬歇爾計劃，實際性質是幫助這些國家，接收美國相對落後的夕陽產業的轉移，用它們更低廉的人力成本，為美國提供更便宜的替代產品，而美國本身就得以騰出資源，實現產業升級。正是這一過程，帶動了歐洲的恢複，日本的昭和景氣，和中國自以為是的經濟奇跡。凱恩斯主義的大蕭條，甚至同時就已經發生了，導致了20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本身的滯脹，甚至導致了英鎊的消失；僅僅因為羅納德。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的反凱恩斯主義的改革，才緩和了凱恩斯主義的蕭條，冷戰的結束，讓全世界得以騰出本來用於冷戰的資源，抵銷了凱恩斯主義的部分泡沫，凱恩斯主義大蕭條才得以推後。美國同時也得以帶動了，事後看來是言過其實的“互聯網革命”“手機革命”，這些革命雖然新奇，但是對於提高經濟效益，節約短缺資源來說，沒有什麼真正的用處。
從美國的納斯達克到中國的創業板，總之所謂高科技，隻不過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泛濫，你方炒罷我登場的此起彼伏，從IBM到英特，從英特到微軟，從微軟到西斯科，從西斯科到穀哥，從穀哥到蘋果，從蘋果到麵書，從麵書到阿裏巴巴……，從來沒有一家公司能持續十年前程遠大，也沒有一家公司最終征明，值得上他曾經聲稱的市值。事實證明，隻不過是凱恩斯主義炒作的貨幣現象。當美國在二戰前，積累了超出至少一代的產業優勢時，日本和中國等國國家，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出口導向，帶動自已的經濟，因應產業升級而增長；那麼，當美國的產業優勢已經削弱，中國日本和歐洲，不能再用同樣的方式升級，美國的新產業隻是製造玩具時，中國和日本等國家，還如何再通過舊的方式，帶動經濟增長呢？當中國和日本等國不再接受美元作儲備時，美元導致的通貨膨脹，同樣令到美國的產業空心，化為自顧不暇的大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