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世人提供了慣性的思維，直觀地會以為，《未來22世紀》的戰爭，也是宏大的世界大戰，最起碼也是中東戰爭式的短促戰鬥。這很有可能是一個錯覺。人類國家之間的熱戰，如果不是將在《未來22世紀》中完全消失，也隻是在第三世界的後進國家之間，為了諸如釣魚島啊，厄立特裏亞油田之類的，在當事國看來是大得不得了的愛國，值得去打一仗；但是在世界其他地看來，隻不過是連認真吵一架，都因為浪費精力而顯得滑稽可笑。作為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手段的傳統戰爭，很有可能已經消失了，並在相當長的曆史未來，不會回到地球世界。作者認為，老式形態的戰爭，甚至永遠也不會再回到地球世界。代之以的是正兒八經的象征性戰爭和不宣而戰的非對稱的治安衝突，後者規模很大，也可稱之為戰爭了。
戰爭之所以成其為戰爭，不會因為它“打得好看，燦爛”，而在必須有戰爭的允足理由。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是全世界並不是處於市場經濟的聰明之中，除了用於戰爭就別無用處的重工業，在主要參戰各國都生產過剩。戰爭各方，特別是德意日，也包括中國，都誤以為通過戰爭手段解決國際貿易衝突，“簡單，幹淨，利落”，骨子裏就是這些參戰爭都希望能夠占下盡可能大的，足夠它們閉關鎖國的地皮。戰爭是為了閉關鎖國，而它們又都不算太小的國家，這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真正成因。這種成因在《未來22世紀》之中，並不存在。如前文假定，未來22世紀將形成占國際主流的市場經濟體，它們之間沒有理由發生戰爭。因為所有似乎可以激起戰爭的利益爭奪，完全可以在市場經濟中解決，甚至連是否值得談判都難說。
後發劣勢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倒是有著傳統兩次世界大戰式的衝動。但是它們的實力又過分脆弱，國家也過分貧困。因此他們之間的戰爭，本身既難以打大，也很容易在發達國家聯盟的幹預中，很快就尋求國際仲裁下的維和和和平。這種國際和平的機理，今天已經清楚地出現在西方世界之中。類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釣魚島之類的爭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足以導致彼此打一場諾門坎之類的激烈衝突，但是在今天歐洲之類的國家之間，這種爛小島，放著都沒有人去爭！但是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則可能醞釀著另一種形式的非對稱的衝突，規模之大，足可稱之為戰爭了，典型反恐戰爭。
西方社會的內部，仍然存在著衝突和分裂的基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基督教的理想與市場經濟的未來是相衝突的。哈耶克很現實地稱之為《通往奴役之路》。基督教認為現代社會的貧富差距，是因為市場經濟中的私有財產的逐利。這當然是錯誤的觀念，因為關鍵不在於私有財產是否願意逐利，而在於市場經濟既然是基於短缺的存在邊際的經濟，那麼逐利者就會麵臨不賺錢的邊際，而停止逐利。因此根本不存在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永不止遏的逐利，需要政府權力的幹預”。情況恰好相反的是，正是由於政府權力，即所謂看得見的手的不當幹預，形成了幹擾市場經濟資源分配的尋租公權，製造了接近權力與遠離權力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因為這種貧富差距不是市場造成的，因此市場經濟對此無能為力。
簡言之，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者，是把自已導致的貧富差距及其他類似的社會問題，歸咎於民主和市場經濟，從而導致了西社會衝突和分裂的根源。但是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者並非沒有同盟軍，它們對社會機理的錯誤理解，在後進社會中存在著廣泛的認同者和支持者。如果說在西方發達國家，還有著抑製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負麵影響的民主和市場因素，在後者社會中就缺乏這樣一種抑製因素。因此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導致的內戰和衝突，在後進社會中的爆發程度，會遠遠超過在發達國家的影響。這一條也早就不是幻想，已經是20世紀人類曆史的經驗教訓了。兩次世界大戰爭，正是在相當後進的中國和日本之間，在相對美國更後進的歐洲國家之間爆發。而中國和蘇聯等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悲劇，也因為中蘇的市場經濟更為脆弱。
《未來22世紀》西方國家，可能因為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的誤導，而重新進入內部社群的衝突狀態。其中很大的誤區就是，它們濫用了“遷移自由”，而實際上隻是希望用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補充福利社會理想中赤字缺口。這是虧本生意，將導致本身的非本土文化的窮人和難民移民的聚集，激化本土社會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歐洲，已經導致了安德列斯的大屠殺，就是這類衝突的一部分。今天美國和英國麻煩未了的反恐戰爭，根源也是由於穆斯林移民，這些在基督教“遷移自由”調子下進入西方社會的貧困族群，進入到西方社會後，感受到被歧視。華人在西方就沒有感受到類似的歧視嗎？而美國本土，貧困的拉丁裔已經形成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孕育了大憲章的新教社群，反而成了少數族裔。這些都潛伏著可能激烈的衝突。因此《未來２２世紀》假設美國在此錯誤下，因為缺乏歐洲傳統社會中的凝聚力，而更早地陷阱社群衝突，並釀成了第二次南北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