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9章 詩話與通信(5)(2 / 3)

中西詩歌比較與借鑒問題。說比較也隻是從語言思維這一核心脈絡作些簡單的辨析而已。但這裏要指出的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任何比較,如果離開了語言思維偏向這一根本性坐標,就有可能把現象當做本質。中西方的語言思維偏向,體現在哲學、美學、詩學乃至更多領域上的不同就是:西語核心的思維是知識論思維,漢語核心的思維是生命論思維。這種語言的差異在認知有阻隔、思維有困惑時,體現得特別充分:西方會喊出上帝死了!文學死了!(我們的人在人家屁股後麵跟著吠吠兩聲當然不算)而中國依然很鎮定:車到山前必有路,或者柳暗花明又一村。陳伯海先生論及中西詩學與美學在辨“味”問題上的對立時,認為那是根底上來自其生命論或知識論取向上的不同。這是高見!這裏還要指出,有人在闡釋中國現代生命詩學的時候,很自然地標引裏爾克、海德格爾、約翰·鄧、荷爾德林等西方淵源,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此時所謂的西方生命詩學,是西語思維偏向感性向擺動的結果,是知識論的矯枉,實質還是知識論,隻是它表麵被遮蔽了,就像中國的興觀群怨,是漢語思維偏向理性向擺動的結果,它的根底不是什麼知識論,而是生命論的內斂一樣。在詩歌表現方麵,與漢語詩歌意象化一樣,西語詩歌戲劇化是其到目前為止的最高形態,也可以這麼說,西語詩歌後來的意象化、象征化、符號化,等等,總體成就都不算高,根本無法與其戲劇化成就相比,意象詩學理論的紛亂、龐德放棄《地鐵車站》創作模式證明了這樣的結論,這不是這些詩人不行,實際上他們的認知甚至更全麵,更接近詩歌生命的本原了,但沒有人可以掙脫強大的語言思維偏向引力,他們越是靠近詩歌的本原,就越是背離知識論思維,越是與自身的語言發生矛盾。顯然,西語詩歌在戲劇化之後仍未找到更佳的詩與語言的平衡點。那麼,我們還能從西方學習什麼?當然能!也當然要學!人類不同的文明之間本來就是互補的,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本來就是統一在語言思維之中,這是語言思維發展所必需的。如果我們不學習西方的現代意識,我們的現代感受就可能囿於狹隘;如果我們不汲取西方的理性元素,就難以提高自我超越的觀照能力;如果我們不學習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新經驗,僅靠傳統的力量是無法進行創新的,而不創新隻有死亡,因此,凡對我們有益的都要學習。但無論學習什麼,我們都必須進行消化才能吸收,因為,即使對我們沒有害,也不是什麼東西都對我們有益,我們常說要學習別人的長處,可是西語詩歌的長處也未必適合於漢語新詩。艾略特有這樣的“戲劇性”理論:即使是一首短小的抒情詩,也應寫得好像一出小小的戲劇那樣人事物都具備。但我相信,如果艾略特是漢語詩人他決不會有這種看法。因此,宏觀地說,值得我們學習吸收的是那些能融入漢語思維和漢語詩法,對漢語新詩有闡釋能力的西語詩歌元素。對於詩學構建,有人就主張引進西方的邏輯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的現成結論,這是很有見地的。在中西方文明融為一體的進程中,現實預見性地告訴我們:中國精神在不久的將來將發揮積極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時期內起著主導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作為文化信息輸入國的弱者地位將很快得到改變,中國強大的文化信息將步入輸出的時代,那麼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用什麼樣的漢語詩歌來展現給世界呢?當然是蘊含中國元素、漢語元素的漢語新詩,如果我們輸出西方菜牛為原料的罐頭肯定不是世界文明所需要的,而如果我們僅僅輸出本土菜牛也站不到世界文明之巔。因此,我們既要堅持漢語思維、漢語詩法,同時也絕不能固步自封,說白了,我們要堅持的是現代的漢語思維、漢語詩法,而且要不斷地吸收現代的新元素,吸收世界的新元素,在現代的漢語思維、漢語詩法的天地裏獲得更大自由。劉以林先生說得好:傳統語境和世界語境都必須是積極的力量才能產生大師,十六世紀後世界所有文明獨立發展的曆史已結束,各民族都得接受信息流通的事實,中國亦然,新詩亦然。得今世最光明之意者,其境就最為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