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內看，東部沿海地區改革開放20年的發展曆程就是跨越式發展的曆程。在鄧小平關於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率先富起來的理論政策導向下，我國沿海省市率先邁出了大改革、大開放、大發展的步伐。1980—1999年，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海南、山東等省市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不變價）均在12%以上，其中廣東高達13.9%；經濟總量（現價）增長了23倍以上。東部地區的高速發展也帶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總量連續翻番，國內生產總值（現價）從1980年的4518億元躍升至1999年的81911億元，增長了17倍，年均增長速度（不變價）達9.8%。20年高速發展的曆程，令世界驚歎。正如世界銀行專家所說：“中國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取得了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
（三）啟示
總結國內外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我們主要有以下幾點啟示。
1．發展市場經濟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前提。
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完善的市場是生產要素合理流動的前提，價值規律是競爭的動力機製，而競爭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英國自16世紀開始的一係列政治和社會變革幾乎都是圍繞建立一個適度的市場經濟而展開的，而市場導向也使得工業和經濟組織本身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適度的市場經濟體製一旦建立後，工業化的進程就幾乎是無法阻擋的了。後起的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德、法等國家，也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上建立起了適合本國國情的市場機製，才先後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實現其經濟的騰飛。就是日本，在完全以國家為主體建立起一些現代企業後，最終也不得不讓它們投入市場的運營之中。我國東部沿海也是在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的浪潮中才迎來了經濟的起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市場經濟是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前提。
2．政府調控對經濟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具有較高的效率，然而，落後國家和地區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僅僅依靠市場是不夠的。一方麵，落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本身不完備，很多機製不夠健全；另一方麵，市場機製本身存在“市場失靈”和“市場失衡”等兩大難以克服的缺陷。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經濟明智有力的宏觀調控就顯得十分必要。韓國和日本成功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的初期，首先，要加大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改善投資環境。其次，要優先發展教育和科技，提高人口素質。第三，要製定合理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計劃。如韓國50年代實施“進口替代”戰略，60年代是“出口導向”戰略，70年代是重化工業發展戰略，80年代實行自由化戰略。並通過一係列發展計劃來貫徹落實。第四，對產業結構進行科學地設計和重組，根據某一時期國內外、區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選擇優先發展的產業，並在政策上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所有這些是市場本身難以實現的，隻有依靠政府的高效運作才能得以實施。
3．對外開放是跨越式發展的必要保障。
落後的國家和地區隻有通過對外開放，才能引進外資彌補發展資金的不足，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縮短和降低趕超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時間和成本。
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的資金短缺、技術落後、國內市場容量太小等問題上的成功經驗，就是善於利用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實施多邊貿易戰略，大力吸收國際資本和引進先進技術。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新加坡等都曾抓住有利的國際形勢，擴大出口，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從而促進工業化進程。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開放引進先進技術也是加快工業化的捷徑，它可以贏得寶貴時間，並節省大量人財物。據對美國化工、醫藥、電子與機械等行業的48種產品創新的調研，模仿成本平均為創新成本的65%。日本在引進技術方麵堪稱工業化國家的楷模，二戰之後，日本采取了“吸收性戰略”促進本國技術進步，從1956—1970年，隻花15年時間和60億美元，就引進了13955項新技術，掌握了先進國家要用50年時間和2000多億美元的代價所發明的先進技術。
4．教育、科技是促進經濟跨式發展的根本動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實現真正跨越的關鍵，如果沒有創新，再好的技術也會被淘汰。始終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之後，亦步亦趨，我們就永無超越之日。而要實現創新，發展技術，關鍵是人的素質，科技落後源於教育的落後。因此，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已顯得十分重要。沒有發達的教育，就談不上高素質的人才，就無法實現創新。
德日兩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長期的經濟活力，與其重視教育有極大關係。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其重視教育，並使教育製度化的努力都是世界其他國家所罕見的。這種重視教育，不是政府一時的決策，而是一種長久的國策，並真正做到了以科技教育立國。在這兩個國家，對教育、對科技、對學問，都顯示出了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虔誠。而這種對教育的重視，最終得到了遠比它的投入為多的回報。這些經驗，顯然都是值得我們好好吸取的。
當今世界，技術發展更加迅速，技術革命向產業技術轉移的周期更加縮短，技術產品的市場生命周期也更加短暫。通過引進技術和經驗，趕上發達國家的難度加大，“後發優勢”作用將減弱。發達國家和地區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甚至使初級產品的生產實現現代化。同時，發達國家憑借它雄厚的資本實力，優越的科學、研究與開發條件，數量龐大、素質優良的科技隊伍以及吸引世界最優秀人才的機製和條件，憑借其完善的產學研一體化係統以及我們無法比擬的國家和企業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具有優勢地位。凡此種種，都使得我們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必須堅持“科教興州”的戰略方針，緊緊依靠科技進步，盡快建立和完善產學研一體化的科技創新體製和研究開發投入機製。大力實施人才戰略，把工業化發展切實建立在提高質量、素質和品位的基礎之上。
5．非均衡發展是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模式。
落後的地區由於人力、物力、財力有限，不可能采取均衡發展的模式，隻能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能產生最大效益的地區和部門中去。這裏有兩層含義，一是地區非均衡發展，通過政策和投資的傾斜，讓條件優越的地區盡快地發展起來，形成地域增長極，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二是部門非均衡發展，也就是優先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關聯帶動性強的產業部門，形成部門增長極，以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從國內外的成功經驗來看，非均衡發展是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
6．經濟結構優化是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手段。
根據國內發達地區成功的實踐，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途徑之一是以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加快經濟的外延式擴張，擴大經濟總量。之二是以大力度的結構調整加速經濟的內涵式擴張，提高經濟運行質量。事實證明，我國每一輪新的發展高峰的到來，都無不以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為前奏，以不斷調整結構為主線，並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擴大內需作為一項中長期策略。因此，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最直接的舉措是投入帶動，最核心的戰略是結構優化，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也表明，工業化進程一般都是以產業結構及工業內部結構的加速轉換為重要特征。如美國和日本分別於60年代和70年代達到了國內工業化的鼎盛時期，產業結構出現了快速的轉換。美國從6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逐步實現了從工業化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和後工業社會的轉變，機械、鋼鐵、煤炭、石化、造船、家電、汽車等工業行業先後發展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柱，後來這些支柱產業市場又被日本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所占領，而正是在日本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高效率競爭的推動下，美國放棄了對他們來說曾經具有較大優勢的傳統產業，並以破釜沉舟的決心促使產業結構向芯片技術、基礎軟件、多媒體、網絡服務器、信息高速公路、電子商務、互聯網應用、生物工程、航天通訊等代表後工業文明發展方向的領域快速轉換，很快形成了新的產業優勢，保證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繁榮。日本從70年代開始，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結構在短短的20多年裏，也先後經曆了以電力、鋼鐵為主導，以鋼鐵、造船、石油、化工為主導，以汽車、家電為主導部門的幾個結構快速轉換階段。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和教訓更能說明問題。70年代初被譽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一共有10個，除了亞洲的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外，還有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他們由於成功地推行了“替代進口”戰略，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70年代以後，拉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沿用“替代進口”戰略，對國內的市場進行保護，反而使發展勢頭趨緩；而亞洲“四小龍”卻將“出口導向”和“替代進口”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不斷地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經濟結構實現了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化，從而實現了80年代的持續發展，逐漸步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實現了真正的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