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童謠大觀(1 / 1)

《推背圖》reference_book_ids\":[658214697847646106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讀童謠大觀

現在研究童謠的人大約可以分作三派,從三個不同的方麵著眼。其一是民俗學的,認定歌謠是民族心理的表現,含蓄著許多古代製度儀式的遺跡,我們可以從這裏邊得到考證的資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兒童的一種天然的需要,便順應這個要求供給他們整理的適用的材料,能夠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藝的,“曉得俗歌裏有許多可以供我們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把那些特別有文學意味的“風詩”選錄出來,“供大家的賞玩,供詩人的吟詠取材”。這三派的觀點盡有不同,方法也迥異,——前者是全收的,後二者是選擇的,——但是各有用處,又都憑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評判,所以一樣的可以信賴尊重的。

上邊所說的三派,都是現代對於童謠的態度,但在古時卻有一派的極有勢力的意見,那便是五行誌派。《左傳》莊五年杜注雲,“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或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誌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晉書·天文誌》又雲,“凡五星盈縮失位,其星降於地為人。熒惑降為童兒,歌謠遊戲,吉凶之應隨其眾告。”這兩節話,可以總括這派學說的精義。雖然因為可“以為鑒戒”的緣故,有好些歌謠得以僥幸的保存在史書裏,但在現代,其理論之不合原是很了然的了。我在民國二年所作的《兒歌之研究》裏,曾有一節說及這個問題,“占驗之童謠實亦兒歌一種,但其屬詞興詠,皆在一時事實,而非自然流露,泛詠物情,學者稱之曰曆史的兒歌。日本中根淑著《歌謠字數考》,於子守歌以外別立童謠一項,其釋曰,‘……其歌皆詠當時事實,寄興他物,隱晦其詞,後世之人,鮮能會解。故童謠雲者,殆當世有心人之作,流行於世,馴至為童子所歌者耳。’中國童謠,當亦如是。兒歌起源約有二端,或其歌詞為兒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兒童歌之者。若古之童謠,即屬於後者,以其有關史實,故得附傳至於今日,不與尋常之歌同就湮沒也。”

童謠並不是熒惑星所編,教給兒童唱的,這件極簡單的事,本來也不值得反複申說!但是我看見民國十一年出版的《童謠大觀》裏還說著五行誌一派的話,所以不禁又想起來了。該書的編輯概要裏說,“童謠隨便從兒童嘴裏唱出,自然能夠應著氣運;所以古來大事變,往往先有一種奇怪的童謠,起始大家莫名其妙,後來方才知道事有先機,竟被他說著了。這不是兒童先見之明,實在是一時間跟著氣運走的東西。現在把近時的各地童謠錄出,有識見的人也許看得出幾分將來的國運,到底是怎樣?”在篇末又引了明末“朱家麵,李家磨”的童謠來作例證,說“後來都一一應了”。這樣的解說,不能不算是奇事怪事。什麼是先機?什麼是一時間跟著氣運走的東西?真是莫名其妙。雖然不曾明說有熒惑星來口授,但也確已說出“似或有馮者”一類的意思,而且足“以為將來之驗”了。在杜預注《左傳》還不妨這樣說,現代童謠集的序文裏,便決不應有;《推背圖》,《燒餅歌》和“斷夢秘書”之類,未嚐不堆在店頭,但那隻應歸入“占卜奇書類”中,卻不能說是“新時代兒童遊戲之一”了。

我對於《童謠大觀》第一表示不滿的,便是這五行誌派的意見,因為這不但不能正當理解兒歌的價值,而且更要引老實的讀者入於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