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綱目》reference_book_ids\":[727490403173296031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勳貴無一成才之試驗，二百年控製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一 鴉片案始末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張格爾之役，十二年有叛瑤趙金龍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將。楊遇春、楊芳之於回，羅思舉之於猺，轉戰迅速，而賞功必以旗籍大員居上。實則平回大帥長齡，主張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東四城；平猺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責，均暴露勳貴之無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勳貴無一成才之試驗，二百年控製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三代以後，至清中葉以前，國無外交名義。“外交”二字，作罪惡之稱。《禮記》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穀梁傳》所謂“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至於國君，則名為天子，即無敵於天下。四征不庭，乃為王者。至力屈於敵，明明卑以事之，仍稱彼來曰“款”，我往曰“撫”。此古來夷夏相對之通例。鴉片案乃引起事變之端。中國之盲於外交，應受事變之教訓，則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萬國就臣妾之列；學問不自量力，致使國防民用皆自趨於弱與貧，而以強與富讓人。苟非如此，鴉片案何由發生？即發生鴉片害人，烏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鴉片非主因，中國之政與學相形見絀，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鴉片案之來曆。
中國自古有罌粟，詞賦家皆或賞豔其花，農學家或采用其實，為濟荒之用，從未有發明其為毒品者。明萬曆間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時珍解雲：“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醫林集要》，言是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者。作《醫林集要》者為王璽，當與李時珍時代尚近。天方國用以入藥，據雲紀元前早已傳自希臘，既而流行各國，印度尚為最後。取漿凝為幹塊，款客嚼食如檳榔。明末，始有蘇門答臘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灣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國吸煙特色。流行各省，至開館賣煙。雍正七年定興販鴉片罪至充軍，開館賣煙照邪教惑眾律擬監候，船戶地保鄰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關監督嚴加議處，是為鴉片定罪之始。時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慶十五年以後，一再飭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後，製煙土益精。英商以販煙為大利，始猶泊於澳門，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為卸載轉販地；既且移之黃埔，於貨物中夾帶私售。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具結，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方準開艙。若行商容隱，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粵商十三家，經官立案，開設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販貨來者。其初十三家謂之洋商，而外商則曰夷商。後訂約諱言“夷”字遂稱外商為洋商，洋行並廢，外商得自設行棧銷售。乾嘉以來不如是也。當有洋行時，外商非投行不能銷貨。英人設公司經理貿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來粵，率寄寓洋行。洋行優其供應，而朘削之無所不至。初定行傭，每兩貨價奏抽三分，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又與關吏相比，課稅增、規費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而十三洋行為世業，悉索於外商，養尊處優，駕兩淮鹽商之上。今所傳粵中富家刊刻叢書，若海山仙館潘氏、粵雅堂伍氏，皆當時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鴉片不過商品之一，其實即無燒煙案，通商既久，必有變端。一緣葡萄牙擅澳門之先占利益，二緣粵關之加重規費。葡商在澳門，築高樓而居，其商船到者，隻納船鈔，別無課稅。他國之商，船泊黃埔，鈔課並納，又非投行，無寄頓銷售之策。既銷之後，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賃葡人之屋，謂之住冬。葡人儼然為各國之東道主，各國皆羨之。而英人商務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鴉片之銷行，視中國貿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據，嘉慶間，一再窺澳門，葡人輒請中國援助。粵督輒宣諭不許相犯，或且絕其互市，迫令退師；其時英人不敢深抗。中國固地主，有主權。而心不能平，必欲謀一相當之地，以雪見絀於葡人之憤。此一事也。中國關征之法，應本寬大，守“譏而不征”之訓，各關所定征額甚微。以粵關論，乾隆《會典》所載十八年奏銷之額，廣東海關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為天下額征最巨之關。其時江蘇海關額征隻有七萬七千五百有九兩。今以上海關為收數最高，年必數千萬。可知通商以後，國家之受惠實多矣。昔時額征之外，或解羨餘，不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討關。關督愛才者，過客投一詩，以為可觀，即許其滿載而去。百年以前，中國國民為別一種風味。但國家並無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課賦之外，加以規費，關員之外，加以行商。所領軍需、貢價，未嚐不為公用，而又決非正供。洋行求取於外商者多端，遂分內用外用名目。當康熙間平定台灣，始開海禁，外商通互市之處，原不限定粵中。康熙三十七年，設定海關，英人始來通市。然粵近澳門，寄寓近便，多聚於粵，粵關即迭增重費，外商爭執不見應。雍正中控於大府，稍稍裁減，未幾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誌。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粵督爭之，奏請浙關增稅使倍於粵。朝旨亦以寧波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將示限製，許增浙關稅。未幾複定製，外商不準赴浙貿易，歸並粵港。粵洋行益據壟斷之利，誅求不已。於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輝仍赴浙，請在寧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定海關夷館。聞又有舟泊舟山，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洪任輝憤甚，自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寧波，並訐粵關陋弊。七月，命福州將軍來粵按驗，得其與徽商汪聖儀交結狀，治聖儀罪，而下洪任輝於獄，久之乃釋。後又禁絲斤違禁出洋，亦為英商所不便。隱忍既久，乃於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馬戛爾尼等來朝貢，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寧波、舟山，天津，廣東等地，並求減關稅。不許。六十年，複入貢，表陳中國大將軍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國曾發兵應援。的密，即廓爾喀也。
至道光時，外商已自立公局為寓所，不住洋行，不複循回澳住冬之例。會粵城外大火，民居蕩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舊址，為民所控，粵撫朱桂楨督役拆毀。英商稟訴，以八事相要挾，“移泊外洋，停止開艙”，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糾葛，外商率致怨於粵。此二事也。
英市既絕，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於義律，不得入，鹹怨咎之。義律懼，請許率諸商還澳，俟本國信至，開艙貿易，詞頗婉順。而朝旨雖允不禁海，然對英封禁甚嚴，則徐不敢更張，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購接濟。則徐自出駐海濱，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備，民多感愧。相戒無複私信。十九年冬，朝命改則徐督粵，調廷楨督兩江，旋改浙閩。英國自得粵中焚煙之訊，其國會議禁煙理直，當聽中國之命。而義律以商人煙土被焚，請國庫給價；且印度煙銷為大利，慫恿發兵。英廷爭議洶洶，卒決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本國兵船十餘艘、駐防印度兵船數十艘，聯東向。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責諸國毋聽英假借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激勵美、法，使不直英國所為。又以俄舊親華，而與印度鄰，英、俄相忌，又約屬夷廓爾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遠來費巨，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決其持久必蹙，與提督關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懸賞購捕斬義律及白夷黑夷價有差；獲其船者，財物盡充賞。移會閩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則徐奏聞，尚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焉”之諭。英船至粵月餘，無隙可乘，駛三十一艘赴浙，經福建，突攻廈門。浙督鄧廷楨駐閩，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守禦，炮擊沉其兵船一，水師焚攻其一船，斃英兵數十。英全駛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裏布為欽差大臣，赴浙視師。革浙撫烏爾恭額職，旋定罪絞候，以劉韻珂代。經此一挫，而朝旨突變。此宣宗意誌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執成命以行事，亦世變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辦意甚堅決。則徐對英人請求較近情之語，亦不能留伸縮之餘地。當上年九月義律以兵抗戰時，九龍炮台擊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而於折內又累加旁批。折文雲：“苟知悔悟，盡許回頭。”其旁批雲：“不應如此，恐失體製。”折文雲：“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雲：“未免自相矛盾。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係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十一月初八日，有詔“英夷反複，先放大炮。未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複情事。茲屢次抗拒，仍準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凶犯亦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雲雲。則徐接此字寄，所以對義律之婉求無從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粵中之蜚語亦即上聞，謂“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之而致激變”。此事當時有數說。
據說，許給煙價事有之，而非則徐所知。但釁之由生，亦不由償價負約。義律並未形諸文牘。因勒令具結，致成決裂。且即給價購焚，亦不甚失體。果有其事，則徐盡可先奏，何必諱言？朝廷以此罪則徐，上欲加之罪耳！當浙陷定海之際，英船留澳門者，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為守閘之前山營都司炮傷英兵數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則徐所遣副將陳連升率遊擊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戰勝，以捷聞。奉批斥則徐貪功啟釁。則徐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複。
是月，伯麥偕義律駛天津陳訴，出一漢文奏本，上直隸總督琦善轉奏。其文為英人所具，可證則徐無許給煙價之語。文唯見《夷氛記聞》，錄以明以前粵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此奏中隻言林、鄧於具結事反複，即上所雲“餘保純允為具牘代請，義律謂委員已許之”之事也，並不言許給煙價，則並餘保純等亦未嚐許之可知也。今以理度之，當是實是以商捐茶葉，用給賞之名。以代給價。故《夷氛記聞》較量其值，言土每箱給茶五十斤，鑿鑿可據。林折隻言五斤，乃不欲多舉其數。以本係捐辦，無須奏銷，對朝旨嚴辦之意為合。此正餘保純之幹才。其後因具結有違言，義律亦未受賞，其為五斤、五十斤，更無可辨。竊謂此為事實也。
英帥奏辭溫雅，其於初次兵船開仗，直曰“還炮相喧”，輕儇已極。要於中國並無必用武力之意，特視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實。奏意雖出自英帥，而達意必有漢奸。以兵官而具此辭令，程度自高。當時中國去文，動足招侮。《中西紀事》載英人在定海遞書，內言：“二月間遣使暫討煙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天朝大臣粵憲回複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洲四海，兵精糧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將，殺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此語出自英人所遞書中，或非實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數語雲：“此蓋回複外夷之詞，不嫌俚俗也。”然則著書之人有此寒陋，亦見當時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與西人比也。奏文外又出其國會致我國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琦善以聞，又令嫻習西文之鮑鵬作覆書，稱義律為公使，謂“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將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並犒以牛酒。詔革則徐、廷楨職，令俱在粵候勘，而命琦善馳驛至粵代則徐職。琦善在天津見英帥語平和，謂不難馴伏，蓄意稍給煙直（值），仍許貿易，即當了事；而給值則意粵關監督即能任措。既至粵，義律輩亦回粵守待，見新欽差易與，求索益高。而粵關利厚則費亦素巨，無餘存，乃知棘手。唯撤海防兵以示無敵英意，冀英人鑒諒。詰開炮創英者將加罪，軍心解體。又欲從英人訴詞，謂則徐拒不上聞，將奏譴之，欲證成於巡撫怡良；怡良不敢應。檢案牘，則又無可指摘，不得發。先是，則徐防海所募，擇海濱漁蛋亡命熟沙礁險要者，一旦撤裁使失業，為英購漢奸招引而去。向之所憚，轉濟其用，形便曲折盡泄，要挾益無顧忌。堅索香港為埠地，以抵葡之澳門。琦善不敢決允，但增許煙價，冀就範。提督關天培請添兵設守，則峻拒以媚英。義律以議遲遲不決，突攻陷沙角、大角兩炮台。敢戰之將，副將陳連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數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琦善委罪於天培，奏請重治，仍請續與夷議款。天培與鎮將請增發兵藥，琦善靳之。然亦恐再有失陷，重得罪，亟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為市地，以明年正初旬為期，還以煙價。其與義律伸約，則稱之為公使大臣，許以香港全島相畀，而以浙江所獲英俘易定海。義律覆文，請繳還兩炮台，及所掠粵船，願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代遞伊裏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英船兵目。琦善依言達浙，而伊裏布亦遂無守禦意。時朝旨以兩炮台失陷，又決痛剿，革琦善、天培頂戴，調湖南、四川、貴州及南贛兵馳赴粵。琦善不知，猶自出閱視虎門，與義律晤商條款。義律耀兵炮以示之，琦善更張皇入奏。奉嚴旨：“朕斷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受夷書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此諭見《東華錄》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辛亥，其失態固與琦善相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