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複雜項目，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製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二十六個省市的一百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還有兩位科技人員犧牲了生命。
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駐阿使館突然給我們每人兩筒中華牌香煙，說是贈品。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不帶過濾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理。一九七三年，霍查心髒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煙，他才斷了四十三年的吸煙曆史，而由中國運去的最後一批香煙也就不要了，使館便分給了我們。
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裏迢迢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裏，常年被風吹雨打。中國專家看到他們這樣嚴重糟蹋援助物資，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同誌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裏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
當中方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麼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他們把向中國索要援助看作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他們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
時任駐阿大使耿飆同新華社地拉那分社的同誌談話，希望我們在采訪中多注意，駐在國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的微妙變化以及援阿物資的使用情況。
耿飆說：“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他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耿飆還說：“阿還存在一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彙從埃及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隻能養成他們的懶情和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
即使在中阿蜜月期，雙方也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對我大談友好，夜裏寫日記裏卻發泄不滿，甚至大罵中國。他於一九六二年初至一九七七年底期間有關中國的“政治日記”以《中國紀事》為書名分兩冊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一月黨內發行，一九七九年九月公開發行，同時還翻譯成外文發行到國外。
也不知道這些日記是他當時寫的，還是後來補寫的。因為有例在先，阿黨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論集再版後許多事實和內容就被顛倒或是麵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論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發表的他在阿國慶節前的講話中的一段是這樣講的：修正主義在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和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而在該選集一九八○年再版時改為這樣：“修正主義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
又如，原來的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都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而新的說法是：“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
霍查把“中國共產黨”統統刪掉了！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阿同中國在國際共運、意識形態、全球戰略、索要援助等方麵，產生的嚴重分歧越來越多。霍查晚年的“要麼一切全好、要麼一切全壞”的絕對思維方式，罵遍全球、反遍全球、沒完沒了超量要援助的蠻橫無理，逐漸暴露出來。
在國際共運和意識形態方麵，他標榜阿爾巴尼亞是“唯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典範”，地拉那是“國際馬列主義運動的中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櫥窗”。霍查熱衷於反對一切，唯我獨革，唯我獨“左”。
對各國各黨領導人，他攻擊他們是“獨裁者”、“法西斯分子”、“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匪幫”、“瘋子”、“小醜”、“饒舌者”等等。在阿爾巴尼亞，國際共運的領袖排位是“馬恩列斯霍”，常用口號有“霍查的思想和教導是馬列主義在阿條件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阿黨是唯一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