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reference_book_ids\":[7267108879668874275,7107166765951487012,7218823931027786787,7172014433823132685,6866004984371088398,6972452430332038180]}],\"7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71,\"start_container_index\":7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64},\"quote_content\":\"《戊戌政變記》reference_book_ids\":[7172013603782921223]}],\"6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9,\"start_container_index\":6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4},\"quote_content\":\"《曾國藩》reference_book_ids\":[693933515004811981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曆史是由人創造的，曆史研究從來就以人物研究為重心為主題。在過去60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許多重要曆史人物的評價發生顛覆性的改變，或走下神壇，步入凡間；或祛除“妖魔化”，恢複其本來麵目；在過去“革命話語”中的反麵乃至反動的人物，紛紛被重新評價，有些甚至被重新塑造成近代中國的聖人、完人。這些變化有其合理性，也有某些非理性因素在。
全麵評述60年來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與問題，當然不是這篇文章所能完成的。本文隻是囿於個人閱讀，在盡可能兼顧各方麵基本狀態的同時，有所選擇地略加評述，掛一漏萬，勢所難免。
如同整個中國近代史學科一樣，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的研究在過去60年總是隨著中國政治生活的變動而改變著自己的形態和評估體係，大體說來，以1979年為標誌分為前後各30年兩大階段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誌著新時期的開始，學術界所受到的影響略微滯後。，前一個階段“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對近代人物的研究有著深刻影響；而後一個階段，先是“去階級鬥爭化”，繼則多元化、多樣化、“去政治化”，許多近代政治人物的研究越來越傾向於個性人格，甚至根本不再提及階級分析和階級立場。
兩個大的曆史階段當然還可以細分，比如第一個階段至少可以分為新中國成立後17年和“文化大革命”10年；第二個階段也至少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979年至1989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改革開放30年曆史中一個重要轉折，此後20年與先前10年雖然沒有本質區別，但蘇聯東歐政治劇變的深刻影響，市場經濟的劇烈衝擊，在在影響著學術界的看法，影響著對近代百年人物研究的進程。
一、價值體係的重建與實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研究與曆史學的其他領域一樣，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價值評估體係。在此價值體係下，舊史學盛行的以帝王將相為主體的英雄史觀遭到否定和摒棄，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研究的麵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代表社會曆史前進方向的是人民群眾，因此人民群眾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的活動和作用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如鴉片戰爭時期三元裏以及東南沿海人民群眾的抗英鬥爭、太平天國時期各族人民的反清鬥爭、辛亥革命時期各地所發生的“民變”、“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工農運動、抗日戰爭時期各族人民的抗日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人民群眾的支前運動等，都成為那時一些新派學者津津樂道的研究對象；一部中國近代史已不再是單純的統治階級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的奮鬥史、爭權史，而是人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曆史。
人民群眾成了曆史的主角，曆朝曆代被視為叛逆、流寇、盜賊等的那些人被1949年之後的新史學奉為曆史發展的動力和主力，正統史學家強加給他們的那些誣蔑不實之詞被徹底清除，馬克思主義新史學認為這些所謂的叛逆、流寇、匪首、盜賊等，其實就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就是資產階級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他們的曆史地位不容否定，他們的曆史貢獻值得仔細研究和表彰，他們反抗外國侵略和封建壓迫的光輝業績得到了應有的肯定，他們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獻身精神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讚揚。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確是將被正統史學家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了。
然而由於人們剛剛開始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形而上學和形式主義的東西在所難免。許多研究者雖然真誠希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和研究問題，但在研究實踐中似乎依然重複著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所進行的工作，所要論證的依然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造反者轉變為執政者，是在朝而不是在野；不知道怎樣研究曆朝曆代統治方略、統治思想；對於近代中國統治階級中的曆史人物，依然延續“革命話語”敘事模式，繼續持一種基本否定的態度，沒有及時將革命時期的曆史研究轉變到建設時期的曆史研究上來。
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在1949年之後沒有發生轉變的原因很複雜，並不單單是學術本身的規律，政治領導人的愛好、思想傾向決定了這個轉變的艱難甚至不可能，而研究者本身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領導人基本上還是從延安、從重慶來的那一代，他們與政治領導人的思想有一個互動，領導人的思想傾向影響著他們的史學研究，而他們的史學研究實際上也影響著政治領導人的判斷。1949年之後近代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中國人物研究中的“左傾思潮”並不都是政治領導人出的題，其實有很多內容是研究者特別是史學研究領導者組織者自發進行的，隻是預設的結論與政治領導人的判斷相同而已。於是，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研究的重點不是那些統治者，更不是那些穩重偏右的統治階層中的人物，而是那些政治異端、思想異端，是那些從來不被正統史家看上的造反者。這從當時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範圍和重點中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到：1949～1965年的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研究的重點主要在於那些“正麵”的曆史人物，如鴉片戰爭前後的龔自珍、林則徐和魏源，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洪秀全、洪仁玕，戊戌維新運動中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辛亥革命中的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等，而對於曆史上的那些“反麵”、反動人物，如清王朝統治集團中的道光帝、慈禧太後、光緒帝以及琦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與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蔣介石，以及那些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傳性作品外，相對說來缺少具有學術理性的研究成果。據不完全統計，1949～1965年撰寫的林則徐以及與林則徐相關的傳記性著作有12種，而同時期關於曾國藩的隻有1種，還是範文瀾在1949年之前寫作、1951年修訂重印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據複旦大學曆史係資料室：《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49—1979》一書的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以概見此時期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學術興趣，可以知道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研究的一般趨勢與傾向。
1949年之後的中國史學界對曆代農民起義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等更是近代中國史學界竭力歌頌的對象。相對於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的曆史人物來說，洋務運動的曆史人物研究在那時比較寂寞，因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界長期以來對洋務運動持基本否定態度，以為洋務運動隻是挽救了清王朝，並沒有將中國帶上一條新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判斷，洋務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實業家和思想家在那時很少有人專門從事研究。據不完全統計，1949～1965年發表的關於馬建忠的論文3篇，王韜的4篇，馮桂芬的14篇，陳熾的1篇，鄭觀應的9篇，而同時期關於太平天國領袖石達開的論文就有25篇，秋瑾的43篇，至於領袖級的洪秀全、孫中山，以及引起當代政治領袖興致的李秀成等人的研究論文均有數百篇。據徐立亭、熊煒：《中國近代史論文資料索引1949—1979》一書的統計，中華書局1983年版。由此可見當時近代中國史學界的研究重點之所在。
至於那些反麵、反派，特別是反動的曆史人物，那時不僅參與研究的學者少，而且結論在研究之前，大致隻是延續1949年之後的“革命話語”，以謾罵作為基調。像曾國藩研究，仍以範文瀾的成果最為著名，影響最大，但他無視曾國藩在近代中國政治風雲變幻中的作為、貢獻，僅僅從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一事將其界定為罪不容赦的劊子手，是遺臭萬年的千古罪人。範文瀾在延安時代的這個研究或許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具有借古諷今，影射蔣介石集團對內獨裁專製、對外投降賣國的意思。所以，這部著作與其說是學術論著，不如說是一篇政治宣言。從學術立場觀察，範文瀾這篇文章的某些結論就經不起檢驗和推敲。比如著者反複強調曾國藩服務於清廷，斷定他是“出賣民族的漢奸”，這種觀點已遠遠超出時代要求的範圍，具有苛求古人的傾向。範文瀾說：“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為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範文瀾曆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頁。這個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張之洞、陳寶箴、黃遵憲等在內的漢族大臣都成了漢奸，晚清史就變成一部滿漢鬥爭史。這顯然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而是曆史虛無主義，是以後來的理念去苛求古人。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所謂研究道理太少，太過武斷，所以到1979年之後的反彈也就最劇烈，簡直是一個上天，一個入地。所謂天壤之別，用在曾國藩等曆史人物評價60年變遷上可能最合適。
1949～1966年之前的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研究的實際成果雖說不算太多，但關於曆史人物研究的理論探討卻有很大的進展。廣大史學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學家都開始嚐試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曆史和評價人物。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評價曆史人物的總原則。但是對於評價曆史人物是否還需要一些具體的共同標準，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學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不必先設定一些固定限製或者一定要擬定出一個適用於萬世不變的公式性標準。任何時代具體的社會生活都是異常複雜的，想以一個固定公式加以概括，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所不能允許的，事實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種觀點雖然遵從馬克思主義原則，但顯然不期望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教條來運用。
也有學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應該有統一的、固定的共同標準，而不能隨著政治需要而隨意變換標準。表揚或批評某個曆史人物，或某些曆史人物的某些方麵，是和當前政治任務是相關的，但是各個曆史人物所應得的評價絕不會隨著政治任務的變化而變化。那種認為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沒有什麼客觀標準，說好說壞隻是由於某種政治需要的看法，在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看來顯然是錯誤的。《有關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載於《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與當時政治生活中一切以階級分析作為萬能工具相對應，學術界在討論怎樣評價曆史人物時，自然要受這種觀點的影響。比較通行的觀點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個人都是一定階級關係和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任何個人的活動都受到他們所屬的那個階級和社會階級鬥爭形勢的製約與規定。因此研究和評價曆史人物，應該而且必須對他們進行階級分析。
有的學者認為，判斷曆史人物的階級屬性，出身、家庭無疑是應該著重考察的一個方麵，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說決定一切的方麵。階級分析不是唯成分論，不能以階級成分作為評價曆史人物的唯一標準，否則便極容易否定中國曆史上一切卓越的曆史人物，造成民族虛無主義，不利於社會進步與發展。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幾乎隻有統治階級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中國曆史上對社會進步有過積極貢獻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差不多都屬於剝削階級。吳晗：《論曆史人物評價》，載於《人民日報》1962年3月23日。
就理論而言，人們都承認曆史人物有其時代和階級局限，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這些局限性，則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學者指出，隻有把曆史人物的活動放到全部曆史發展的進程中進行考察，不僅跟前代比，也要跟後代比，才能作出比較全麵公正的評價。判斷曆史人物的曆史功績，一般是指曆史人物提供了前輩所沒有提供的東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則一般是指曆史人物沒有做到他們的後輩所能夠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曆史人物的活動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東西，實際上是已經站在較高的境界來評價那些前輩的活動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評價這些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須和他們的後輩所提供的新東西進行比較，否則便很難看明白他們的貢獻和不足。
在怎樣處理曆史人物的政治活動與他們個人的道德品質、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有學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應從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發，而不應該從私生活方麵出發，也就是應以政治作為衡量曆史人物的價值尺度。個人生活、作風等問題雖然對評價這些曆史人物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畢竟是次要的、個別的，不是評價他們曆史功績的唯一標準。還有學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當然應該以他們的政治實踐為價值尺度，但這並不排斥對這些曆史人物個人品質和個性的研究與估計。曆史人物的個人品質和個性是從屬性的東西，必須結合曆史人物的社會地位、階級性來進行考察。當然也應該注意回避中國傳統道德觀對評價曆史人物的消極影響，比如忠君思想、儒家倫理等。吳澤、謝天佑：《關於曆史人物評價的若幹理論問題》，載於《學術月刊》1960年第1期。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研究雖然不盡如人意，但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際評價，都仍有一定學術意味和學術價值。隻是到了“文化大革命”10年，中國曆史學突然成為顯學，成為政治的幫襯，終於完全走上了以現實政治為中心，與學術全然無關的歧途。
二、從撥亂反正到初步繁榮
1976年是中國政治曆史轉折年，毛澤東等領導人相繼去世，持續10年之久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近代中國曆史人物研究與當時中國所有事情一樣，開始步入正軌，學術界開始嚐試著突破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尤其是極“左”思潮的影響，開始嚐試糾正形而上學和教條化、簡單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準確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研究曆史人物，學術空氣日趨活躍，研究工作不斷有新的進展，比較有價值的成果也開始增多。
曆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問題，是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學界在批判“四人幫”影射史學的同時，迅即在曆史人物研究的理論問題上展開爭鳴。
鑒於先前的教訓，史學界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觀念進行了反思，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對曆史人物進行階級屬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時往往存在著形而上學的傾向，更多的是用貼階級標簽的簡單辦法代替具體而深入的階級分析。其具體表現可以歸納為：一是把曆史人物的階級性與曆史性對立起來，實際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現象，從而把曆史人物的評價推向兩個極端；二是把階級分析簡單化，其主要的表現就是過去的研究要麼隻是關注正麵人物、進步人物、革命人物，或者是對反麵人物、反派人物、反動人物進行批判，而缺少對中間階級、階層的分析和研究，而對一個社會來說，居於社會中間狀態的才是最大多數，才是社會的主體。
隨著中國在政治體製上鬆動，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進程的加快，與中國思想界隔絕數十年的西方思想文化在20世紀80年代幾乎像潮水般地湧向中國，西方的史學方法與史學思想也開始影響中國史學界。在西方史學思想影響下，有的研究者主張在研究曆史人物時，不僅要注意分析他們成長的時代和各種政治條件，研究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還應當注意運用在西方史學中已經證明是有意義的一些現代科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現代遺傳學的方法和理念、現代人才學、曆史心理學的理論等，主張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研究去探討曆史人物的不同特點，如個人性格、威信、心理、個人素質等。在西方史學觀念看來，曆史事變中領導人物的個人性格往往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個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延緩曆史進程，局部改變曆史發展的麵目。史蘇苑：《關於曆史人物評價五題》，載於《史學月刊》1982年第5期。
在過去的研究中，曆史人物的個人性格幾乎不被重視，人們習慣通過階級的分析去判斷曆史人物活動價值與意義。在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的影響下，研究者開始意識到個人性格才是構成曆史複雜性的關鍵，因此應當具體剖析曆史人物個人生活，要探討其個人生活所形成的特點以及對曆史進程的潛在影響。曆史人物的思想、觀點可以對曆史進程發生重大作用；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階級力量對比的一個因素；他們的威望在曆史進程中也會起到某些微妙作用；甚至曆史人物的年齡變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為改變曆史某個麵貌的某些因素。餘誌森：《研究曆史人物不可忽視個人特點》，載於《文彙報》1984年10月15日。一個健康的政治家和一個病夫在治理國家上肯定會有所不同，一個注意私德的政治家肯定要比那些不注意私德的政客更穩重。因此，評價曆史人物，不僅要看其階級性，更重要的還要看個人素質。一個人的個人素質，是由許多條件構成的，如經濟條件、政治條件、家庭教養、傳統道德觀念和知識文化素質，而並不僅僅是其政治出身。同樣一個階級出身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選擇，曆史的複雜性、豐富性就是因為曆史人物性格各異，做派不同。簡修偉：《關於曆史人物評價的幾個理論問題》，載於《史學月刊》1987年第3期。
相對於人類曆史長河，個體生命不過百年，但是對於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來說，這漫長而又短暫的百年，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曆史人物的研究應當重視其不同階段，要注意區分其思想的早、中、晚，注意其成長過程的“不同階段”，而不是籠統地談論曆史人物有幾分好、幾分壞，要根據曆史人物一生大節，根據其活動的不同性質，結合曆史大勢及具體時間、地點、條件等，逐段評論曆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有的人物或早期激進而晚年沒落或保守，有的人物或許正相反。降大任：《評價曆史人物宜用“階段論”》，載於《光明日報》1983年6月29日。
確實，從曆史研究的實踐來說，任何一個曆史人物，不管他多麼偉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都應該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研究曆史人物，就應當把曆史人物思想發展的過程，分析得比較細致一些，得出的結論才能符合或接近曆史的實際。彭明：《如何評價曆史人物》，載於《曆史教學》1980年第6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乃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甚至再早些的延安時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談到曆史發展動力問題時，基本上都是在複述斯大林的說法，以為隻有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的創造者。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黎澍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斯大林的這種觀點現在看來可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提的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顯然認為所有的人都在創造自己的曆史，並且每次強調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一切曆史”。在黎澍看來，論證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的理由，無非是說“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另一個理由是“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根據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一切科學文化藝術的源泉。黎澍認為，前一說不確切，後一說依然根據不足，邏輯也成問題。這樣的論證實際是把源泉看作創造，代替精神財富的創造，從而否定了一切高級的科學文化藝術作品的真正創造者——科學家、思想家、文藝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