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麵，事實真的很有趣味，在中國商業史上存留的那些故事，其複雜曲折程度遠比你想象的還要驚心動魄，也遠比你想象的更加耐人尋味。
在1997年前後，三株集團的混亂已經達到了失控的狀態，單單是因為“虛假廣告”而引發的訴訟，就達到了十餘起，而同樣靠大言不慚、廣告攻勢起家的沈陽飛龍、廣州太陽神也在同一時刻從雲端落入塵埃，這些昔日的保健品明星企業，在一瞬間深受當年激進之害，從風光不二到急速萎縮，假如要將此作為MBA教材的經典案例，那麼一切原因，似乎都應當歸咎於廣告的“言過其實”。
可是，事情偏偏又是那麼的不可思議，同樣是誇大功效的保健品，同樣是任意渲染、感性促銷、同樣是狂轟濫炸，同樣是“軟文”催化，史玉柱的腦白金卻逃脫了中國保健品“各領風騷二三年”的鐵律。同為企業家的段永基這樣評論道：“腦白金就其技術含量來說，什麼都不是。但是，就這麼個東西能賣得這麼好，而且持續六年，現在還在持續增長。真的白金賣出白金價，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東西賣出了白金價，那才是真功夫。”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北京四通已將腦白金這一品牌收入囊中，收購價格為11.7億港元。
這樣有關命運的故事相當多，甚至穿插在整部商業史中間，在許多時候，我們真的無法用一些約定俗成的商業標準、或是用價值規律、或是人情世故來評價這些成敗，它們的出現帶有偶然性，即便把它們統統歸結為“天命”，也難以掩飾這些傳奇身上的詭異色彩。
我想，這真是一些值得探究的曆史謎團。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下海群體的命運起伏，乃至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成敗，究竟要依托哪些因素？這實在是一個深邃的命題，絕非隻言片語能夠說清。在這部書中，我得到了以下三個結論。
1：權力階層和普通民眾的差別，始終困擾著中國的商業社會。
在近三十年來的商業史中，始終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每個下海者的起點其實是不同的。這或高或低的起點，很可能來自身份、家庭這樣一些看上去無關的因素。實際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下海者究竟可以走多遠。
譬如說，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王石一手創立萬科，卻少有人知道其父曾經官居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後來的柳州鐵路局局長，至於他那位曾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的嶽父，知情者就更是寥寥無幾了。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王石乃至萬科有恃父蔭，但在那個歲月裏，擁有這樣的人際脈絡，究竟可以為他減輕多少阻力與障礙，實在是一件無從估量的事情。
就像我們後來將要看到的那樣，王石可以在風聲最緊的時候倒賣玉米，一口氣賺出用來成立萬科的300多萬創業資金，而同樣在“套購國家統銷物資”的牟其中，卻要背負投機倒把的罪名鋃鐺入獄。在此之後的許多時刻，這種差別表現得更加明顯，作用也更加巨大，甚至於對許多企業家、更多的民眾造成傷害。
比起傷害，更令人難以釋懷的則是一種對於商業規律的普遍蔑視，取而代之的則是權力崇拜，許多從體製中走出來的企業家，在商海中浸淫多年以後，仍然對“中國”、“國際”這樣的字頭有著本能的敬畏感、更多的人則是一種近乎於諂媚的貼近，他們往往在潛意識中認定，帶中國字頭的企業“級別很高”，擁有“特權”，既承擔經營又指導市場，並且理所當然地是中國第一。很明顯，這也是權力社會與商業社會的最大差別之一。
2：在過去的三十餘年裏乃至更久的時間裏，商業精神始終沒能浸潤中國的商業階層，或者說，它始終是以一種中國特有的賭博氣質存在著的。
盡管達爾文主義並非中國特產，但是很明顯的是，中國實在是一塊最符合這種氣質的土地，在一個延續了2000多年強權政治的國家裏，“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條始終被奉為圭臬，於是，成王敗寇的邏輯，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商業文化上的慣性。
就像我們在本書中將要看到的那樣，在許多下海者的故事當中，既有傾其所有的奮力一搏，也有無視禁忌地去打破規則，更有貪婪而冷酷地去編造美麗的謊言，甚至在原始積累階段的灰色行為。要麼成就霸業，要麼釀成慘烈無比的悲劇。所有的一切，與其說是個人的豪賭性情與淺薄果斷使然，倒不如說是一種特立獨行的賭博氣質在作用。
3：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變革史上，下海者這一群體，曾經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進步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乃至意識形態領域所出現的進步，有很大部分來自於下海者的抗爭，由於這些抗爭，使得經濟環境得以不斷改良，這種抗爭很難被官方明確地記載出來，但是實際上，正是它們賦予了中國經濟以今天的活力。
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變革，打破體製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嚐試將中國引向真正的市場經濟。然而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每隔3到5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宏觀調控所打斷，每次宏觀調控所整治的重點領域，都集中在那些民營資本紮堆的行業中，這不僅使許多下海者因為形勢誤判而馬失前蹄，也使中國近三十年的商業史變得傷痕累累，悲劇無數，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現代化進程，因此變得跌跌撞撞。對於這一問題，許多學者專家都已經給出了解釋，在我們的這本書中，僅僅從那些被書寫的故事裏麵。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三個現象：一是公共權力非法或越位參與市場，左右市場運行，二是意識形態的爭論，多次波及經濟領域，三是在國家經營思維下，導致國家商業主義的誕生。
直到今天為止，這三個現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響之深，不僅僅存在於曆史，甚至已經印入人們心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十多年來我們確有進步，但在某些方麵，卻始終沒能前進半分。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我們已經證明了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家通過漸進式的改革，可以獲得了不起的成就；證明了個人可以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取得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的躍遷；那麼談到貢獻，這恐怕是經濟學獲得的最大實例支持。未來的三十年，我們需要證明，假如給這種漸進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帶來更大的貢獻。
這是本書的一個期望，也是本書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實故事來做依據，證明中國商業社會的前行，的確存在著確定的阻礙與推動。
三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現象的出現都像是是一種意外，或者說，這實在是一種改革的副產品。當市場的禁錮被解放開來時，無數人當即從體製內脫離出來，一頭紮進商海，陸續不斷、綿綿不絕，直至今天都未見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從來都未有重商主義存在的國家，中國人竟然如此熱衷於經商，實在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
把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對物質財富的渴望”，明顯是不準確的，因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人性是無論何時都存在著的。你可以說在長期的物質匱乏中，這種人性被牢牢壓抑，終於在缺口處得到了釋放，但請相信，這其實隻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絕不在此。
可以說，一切都是經濟規律引發的變化。
當計劃經濟的鐵幕被徐徐拉開，越來越多的光亮透入整個商業社會當中時，市場經濟就成為了必然。從計劃到市場，一旦這樣的勢頭出現，作為市場中最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不隨勢進入市場。
看起來，那很像是一場將中國的經濟體製恢複回去的運動，可是，實際上誰都知道，在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國，自由經濟都很難被承認，2000多年的集權政治，從未允許過民間存在過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經濟；那麼，與其說這是恢複，倒不如說這是一場創造的嚐試。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在那場運動裏，參與者們打著複興古希臘文化的旗號，卻創立了一套新的思想體係，為歐洲今日的文化奠一良基。那麼，從角色和作用上來說，三十年裏的下海者，便可以稱之為中國商業新文明的締造者，雖然直到今天，這種新文明的締造還未成功，但是數以百萬計的民營企業在體製外壯大，在任何方麵都毫無優勢的情況下生生不息，為中國經濟輸送繁榮，這裏麵的每一個下海者，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論他們的事業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都在曆史上留下夢想、揮下汗水、印下腳步、因此，也就都理所應當被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