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走的很遠了，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
——黎巴嫩詩人，卡裏·紀伯倫
一：
1978年的一天，一個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陳舊的課本，從那些標注為黑體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學習高中數學。因為從那一年起，全國性的高考得以恢複。一年之後，這個名叫陳誌武的青年，考取了當時的中南工業大學，在三十年之後，他成為了美國耶魯大學的金融學教授。
作為那一時代的親曆者，他在後來評論道：“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麵。”這幾乎已經是所有經濟學者的共識，它絕對是一件不需要來論證的事情。
透過那一時代的布局，就很看得出一些問題：在1953年到1979年期間，出於政治目標上的考慮，軍工產業占據了毫無疑問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隨的自然是石油、鋼鐵這樣的重工業，而且，這些重工業產品，根本沒能正常流入國民經濟的擴大再循環，最後的結果隻能是，輕工業產品和國民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人人以限製性的票據來購買糧食、日用品。
“文革時期在農村，大人出差旅行時，都要帶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獨不必帶錢。”陳誌武在後來出版的《金融的邏輯》一書中寫道，“而當我在幾十年後，再次回到家鄉的時候，卻看到了一個正被市場化改變的社會，一個在方方麵麵都被轉變的國家的縮影。”
其實，市場化隻是一個模糊籠統的說法，隨著無數學者對中國經濟的持續觀察，特別是在以曆史的眼光審視中國經濟的變革時，就會發現，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個具體的製度，也絕不是政策、環境，當我們這樣歸納的時候，就會在無意之間丟掉一些最關鍵的因素。
那些被丟掉的因素是人，而曆史往往是由人來創造的。
在那個曾經草莽遍地，風生水起的時代裏，總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現其中，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親身參與了這場轉變，甚至可以說，這樣的轉變，是他們一手創造出來的。我們可以用很多種稱謂來定義他們——民營企業家、創業者、私營業主、個體戶、甚至或大或小的老板……但是，恐怕最富有時代特征，也最能夠準確地描述這些人精神氣質的詞語，恐怕隻有“下海者”才能忝充其任。
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的名字，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對一個國家來說，這些人又絕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國家步入商業時代、在進行原始的財富積累時，都一定會出現這樣一群人，它幾乎是一個必然。
假如，我們將發生這些“下海者”身上的精彩故事組合起來，那麼便幾乎擁有了近三十年來中國商業史的全貌。這種事件與人物的交織纏繞，和任何一段曆史一樣，是絕對難以輕易分割開來的。更重要的意義是，它能幫助我們發現許多未曾發現，或是不便言說的東西。
那麼，當塵埃落定的時候，我們這些後來者與得益者，是否有可能對這樣一些曾經遭遇漠視甚至敵視，後來又成為創業青年楷模偶像的階層，進行一次新的觀察呢？
像這樣的設想，其實並不是唯一的。2010年的盛夏，我與我的出版人高原先生對坐閑談，在討論了過去幾年內數個創業高峰之後。他突然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在這些下海者當中，有的在大環境下成長為今天的企業家，有的卻在大環境下衰敗，那麼，中國的商業環境，對這些人來說是否公平？”
這是個難於回答的問題，我無法立即給出答案。
很明顯的是，問題還遠不止這些。早在此前的寫作當中，我就曾接觸過大量的商業史實，在對這些史料以及企業案例的閱讀當中，一係列的問題撲麵來襲——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下海者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它是短暫的刺激，還是有著更長效的作用？下海者那種漂移不定的性情，堅韌而勇於博取的精神，良好的商業嗅覺，不可遏製的豪賭性格，甚至在有時表現出的野蠻風格與冷酷貪婪，究竟是下海者的特有的心態，還是在環境中形成的？
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餘年裏，下海者這個龐大的群體，究竟應該定義在怎樣的位置上？
因寫作《激蕩三十年》而聞名的企業史學者吳曉波認為：“中國的商業變革是一場由國家親自下場參與的公司博弈，在規律上存在著它的必然性與先天的不公平性。”然而這並不足以回答我們上麵的一係列問題，甚至，這句話本身就包含著問題——國家在這場變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為何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回答這些問題，都需要對這三十多年的時間跨度，進行全景式的解讀，才有緣發現那些曆史深處中的迷霧。
比這些更具意義的是，過去的三十多年裏，幾乎是如此的輝煌，特別是對於百年孤獨的中華民族來說，它背負著太多的光榮和夢想。但是在幾代人的共同記憶裏，卻幾乎將那群居功甚偉的下海者徹底遺忘，盡管他們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電視機、汽車、個人電腦、互聯網，掃去了糧票、布票、大鍋飯以及囊括所有領域的限量供給。
可以說，這些問題和結論交織在一起，就像是一張大網，既將過去的風雨塵埃一網打盡，也疏而不漏地將未來固定住，讓我們始終需要麵對一些不曾變化的東西。
顯然，在我們走出了三十年之後，如果對這些不公平的經曆尚且不能總結，那麼最初“為何下海”的原因，也就自然會被淡忘。
黎巴嫩詩人卡裏·紀伯倫曾經說過一句很妙的話：“我們已經走的很遠了，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用在這裏，意境非常貼切。
於是，為了給上麵的問題找到答案，我在完成了前幾部書稿之後，開始重新對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商業史展開思考，試圖去還原一副商業史、甚至是“下海史”的原貌。然而物事變遷，許多人、許多事都已經漸行漸遠而麵貌不清、更有許多事件在特殊的原因下，被刻意地規避開。於是，一切都變得像戲劇一樣，充滿了神秘的氣質，又像是風雲詭秘的曆史，讓人不得窺視真相。
二：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的下海者，他們在哪裏？
牟其中的南德集團，如今已隻能從書本上找到蹤跡；唐萬新的德隆集團總部，現在被一把鋼鎖鎖住了所有的故事；宋如華的“中國矽穀”西部軟件園，早在2005年就被改造為一家休閑娛樂中心；在中原大地鄭州，王遂舟和他的“亞細亞”都已經成為曆史，當年“百貨航母”的構想，早已被沃爾瑪、家樂福所實踐；在廣東小城中山，五桂山下河水依稀，胡誌標的愛多VCD卻永遠地定格在了1999年；在惠州城郊，麥科特工業園猶在，昔日的掌門人王銘利卻至今不知所蹤。管金生、闞治東、張國慶這三大證券教父、甚至齊刷刷身陷囹圄、失去光環、隕入茫茫凡塵之中。
年廣久這個名字，似乎已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很久，然而正是“傻子瓜子”的出現，間接導致了中國民營企業的命運從此不同；劉桂仙的名字，絕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回憶，然而假如沒有她的“悅賓餐館”，沒有這全北京第一家個體餐館，今日北京如火如荼的餐飲業便無從開始；張樹新的時代逝去，接踵而來的卻是中國互聯網的高潮；以及仰融，在這個聲若洪鍾，頭發光亮的“中國車王”出走之後，吉利、奇瑞等一係列本土汽車企業誕生出來，華晨已經“泯然眾人”，一無舊日霸氣。
除了這些標杆一樣的人物，還有為數更多的人默默無聞，他們早已隨著失敗，消失在茫茫人海裏，或者說，他們本就在人海當中，甚至都沒有機會實踐一場轟轟烈烈的失敗。
當然，失敗與淡出絕非是下海者的唯一宿命，有另外一群人，用後來的結果來證明自己當初的選擇是何等英明正確。
任正非用兩萬一千元創立的華為公司，在今天到達的高度不僅空前，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很難有人企及；魯冠球的萬向集團，也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卑微的“寧圍萬向節廠”；王石不必再倒賣外彙，因為萬科早已找到了更具利潤的地帶，並且賺得盆滿缽滿；江湖雖然險惡，卻也再也險惡不到史玉柱的頭上，柳傳誌隱然幕後，聯想卻從未止步……
這個時代，在許多人的眼中，對與錯是不重要的，有的隻是成功與失敗，然而我們又該怎樣評價這種成功和失敗？是否成功者一定智力過人，失敗者則是平庸甚至愚鈍？或者說，是否成功者采用了正確的方式，失敗者則是一無是處，甚至是窮凶惡極的賭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