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不義而且富貴，於我如浮雲。”富與貴雖是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的話實際上指出了君子在義、利取舍問題上應有的態度，即決定取與舍必須遵循義的原則，不義的東西君子不應獲取，一言以蔽之，就是“非義不取”。這與其“見得思義”和“見利思義”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子到齊國，拜見齊景公。與齊景公一席之談後，齊景公便要將齊國廩丘這塊地方送給孔子作為食邑。孔子不肯接受。孔子出來後對學生說：“我聽說君子應當以功受祿。現在我勸說齊景公聽從我的主張，齊景公還未有實行，就要把廩丘賞賜給我作食邑，他太不了解我了。”於是要學生趕快備好車馬，告辭而去。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在介紹了這件事後評論道：“孔子，布衣也，取舍不苟也夫！”認為孔子乃一介平民，僅在魯國當過司寇，但即使是有萬輛兵車的君王也難與他比肩，三位帝王的輔佐之臣沒有他顯赫，就是因為孔子取舍不苟且的緣故。取舍不苟，就是不能不問是否合乎道義就隨意決定取舍。孔子不取齊景公的賞賜，舍棄食邑，正是由於他認為無功受祿是不合乎道義的。
《呂氏春秋》同篇還記載了墨子不願到越國領受封地的故事。墨子讓弟子公上過到越國去遊說，公上過向越王講述了墨子的學說，越王聞之大喜，對公上過說：“如果你的老師肯屈尊到越國來，就請讓我把過去吳國的土地，陰江沿岸數百裏的地方作為封地送給他老先生。”公上過便回去稟告墨子。墨子問道：“你看越王的意思，是否能聽從我的話，采用我的學說治國呢？”公上過回答道：“恐怕不能。”於是墨子說道：“不隻是越王不知道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自己老師的心意。倘若越王聽從我的話，采用我的學說，我也是量體穿衣，量腹吃飯，身處客居他國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越王不聽從我的話，不采用我的學說，即使是把整個越國全部給我，我要之也是用不著的。越王不聽從我的話，不采用我的學說，我卻接受他的國土，那就是我出賣了義。出賣義何必要到越國去呢？就是在中原之國也是可以的。”
墨子認為既然越王不大可能聽從他的話，采用他的學說，如果他去越國接受封地，無異於喪失了義的原則而出賣了義，顯然，墨子也是用義來決定取舍的。孔子與墨子在學說上雖然處於對立狀態，但是在“非義不取”上卻是—致的，他們都把義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孔子和墨子一個不願無功受祿，一個不願賣義獲封，他們二位固然都是當時的大賢，有他們不菲的自身價值，但如果他們放棄作人，不過一介凡夫而已，又有什麼聖賢的價值呢？所以，義不苟取，正是這二位聖賢的價值所在。在他們看來，他們自身的價值，他們的學說，他們的人格精神，其價值遠在君主所能賜予的爵祿食邑之上。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無功不受祿”，是人們對錢財應有的態度。見錢眼開，唯利是圖，無利不起早，看似精明過人，實則這種人第一不可能發大財，第二財運不可能長久，因為他不懂得，世界上有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而財神爺也願意經常照顧那些並非唯利是圖的人，傻人有傻福氣，就是這個道理。
六、為人不貪，福祿雙全
孔子、墨子是布衣，弦高是商人。相對於為政者而言，他們三人則都是無權無職的百姓。他們把“非義不取”、“見得思義”作為決定取舍的原則，那麼，有權有職應為百姓著想的為政者，更應做到“非義不取”、“見得思義”。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最重要的恐怕是要去除貪念。因為為政者大權在握，如果貪字當頭，必然是肆意侵吞國家財富，搜刮民脂民膏，以飽私囊。這樣的貪官汙吏，曆代有其人，屢見不鮮，不必在這裏列舉。另有一些為政者，開始時可能己之不取，但人有所求，往往主動送上門來。意誌稍不堅定，便滑入貪欲膨脹的泥坑中不能自拔，由己之不取，變成大取不義之財了。這樣的事例，也並非鮮見。還有一些做官的，可能清廉守義一輩子，可是到頭來仍擺脫不了“快卸任了，不如撈一把養老”的欲念，終於是晚節不保，鋃鐺入獄。歸根結底，這些為政者的所作所為，都源於一個“貪”字，貪是為政廉潔的最大的敵人。
然而，守義守節、為政不貪的人，從古到今畢竟也同樣是曆代有其人，並且以他們優秀的為政品質長垂風範。
後魏時期，曾任光州刺史、本州大中正，後任北海王詳司馬的崔挺，像子罕一樣麵對著一塊進獻的美玉，也敢於說出“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而不肯接受美玉，最後將美玉送京都。崔挺任光州刺史時，由於其為官廉潔無私，“風化大行”，及至死後，光州的故吏屬下，莫不感其風範而悲痛，共同鑄造了崔挺的銅像以懷念他。崔挺為政廉潔，下麵關於美玉的故事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