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警世歌也算說到家了。你看那些因貪圖巨款被推向刑場的，不到“皮化清風肉化泥”的時候是不會省悟的。
如此看來，“知足常樂”不失為規範人們非分之想的一句良言。
所以，你可以知樂自慰，以知足自樂，讓自己有一個好心情，再有一個好身板，誰能說你不是一個快樂之人呢？
三、為仁由己
裝傻的學問是一種內省的，不假外力，反求諸己的修身方法，它要求．—切事情都從自己所能的做起。努力做好自己所能做的，而不必強求，不必乞盼自己所不能做到的。那麼，仁義是不是能夠通過自我的修養，通過內省的方法而達到呢？孔子認為，仁義的達成，完全要靠個人的努力，關鍵是你是否有求仁的主觀意願。
孔子在回答他最得意的弟子顏淵的問話時有這麼一段話：“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這裏孔子提出了為仁的方法，就是要克製自己頭腦中不正的思想意念，使之符合於禮的規定，然後才可以成為一種仁德的人。要達到這種合禮的目標即為仁，就必須靠自己內心的自覺，就是要重視自己內心的修養，來達到仁這種最高的境界。孔子曾經批評那種認為力量不足達不到仁，因而放棄努力的人。他認為隻要內心立下為仁的誌向，力量小也能夠達到目的。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隻要我有達到仁的誌向，仁就會向我走來，仁不是很遙遠的目標。孔子闡釋了依靠自己的努力去達到仁需要做的幾個方麵，首先要篤信好學，要有一股守死善道的精神，認真地執著地追求；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把希望和努力放在別人身上，即“君子求諸己”來修仁德，從自己身邊的點滴事情做起；“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則是修養仁德的好方法；在實行的過程中，還要時時地檢查自省自身的思想和行為，“吾日三省吾身”，發現了不合乎仁德的苗頭或行動，以及時改正為好。總起來說，孔子就是說達到仁的目標主要靠的是人們內心的自覺，君子就是用各種方法督促自己達到自覺的目的，這樣才能不斷地使自己靠近仁的目標，最終成為一個道德完善的人。
關於仁義，儒道兩家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以為仁義是治世的法寶，而道家以為是亂世的根源。因為“道法自然”，而仁義則是人為定製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是反自然之道的。所以提倡仁義，隻能帶來詐偽。這種看法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至少在當時是這樣。這也和我們現在有人認為“提倡什麼就說明缺少什麼”一樣。但從另一方麵看，“仁”是愛人，“義”是公利，呼喚愛心和提倡公利，也是順乎社會發展的自然之道的。
四、君子之行，義之與比
大千世界有萬種誘惑，刺激人的感官，誘發人的欲望，惑亂人的情誌。淺薄之人往往見獵心喜，見異思遷，如進寶山，不甘空手而返，終至意亂情迷，樂而忘返，以至喪失真我，甚或罹禍殞身。眼前紛亂迷離之際，什麼是取舍的原則，何者為立身之本呢？糊塗學尊崇一個“義”字。從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的原則出發，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朱熹注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這也就是說，隻要是合乎義的事，大家都應當去做，不必拘泥於一定要做什麼，或不去做什麼。然而，君子也是社會中的人，生活於社會中的人總是要麵對著各種各樣的誘惑，權力地位的誘惑，物質財富利益的誘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人們不僅要抵禦外來的侵蝕，而且要抗拒自身內在有可能膨脹的非分之想。孔子的要求人們“義之與比”，無論你選擇什麼，義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取亦依從義，舍亦依從義；進要為義而進，退也要為義而退。
在這一點上，墨子的思想與孔子有相通之處。墨子認為，當時天下的諸侯，強力攻伐兼並，隻是徒有“譽義”的虛名，而不體察其實，因而讚賞“古之知者”。在為天下圖謀時，“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順慮其義”，就是決定做某件事時，必須要考慮其是否合乎義的準則。隻有在合乎義的準則的前提下，才能去實行。人們可以選擇做這件事，或者不做這件事而選擇做另一件事，但義是不可以選擇的，義是行事必須遵循的唯一準則。恪守一個一成不變的原則，似乎顯得有些呆笨糊塗，其實卻是最簡明易行的為人處世之道。守一不變，神定氣閑，萬千色相，不擾於心。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聰明人不屑為此，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首鼠兩端，憚心竭慮，而自以為得計，營營苟苟，紛紛擾擾之際，縱使得蠅頭微末之利，卻喪失了長遠根本之利。更何況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貪利損身，求榮反辱的事，古往今來，還見得少嗎？
五、非義不取，以不貪為寶
人知寶之為寶，而不知身之為寶；知道物的價值，卻不知道人的價值。物之為寶，是因為有用於身，身且不修，物又有何寶之用呢？重視物的價值，而忽略了人的價值，忽略自身的價值，既不能說有自知之明，更不能說有自愛之德。知道物質對人有用，對物質的追求當然也是正當的，但物質畢竟是身外之物，所以要取之有道，取之有節。濫取無度，取非其道，譬如斧柯，適足以伐性伐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