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的農村改良或者說治理，需不需要汲取傳統的組織資源？關於這個問題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還批評我過於浪漫，但是我堅信，像上述我所列舉的民間組織，那裏麵蘊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們改造農村所必須借助的。僅僅依靠黨和政府，再加上我們這些浮在麵上的知識分子，引進西方的自治與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農村的事情根本辦不好。
當然，我承認，來自於傳統世界的NGO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在產權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麵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更沒有與現代的政治與經濟製度發生本質的聯係，或者說，還不是現代社會的製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這些組織的性質和功能卻是跟現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間自組織的產物，屬於“通過誌願機製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具有非營利性、社區性和公益服務性，能為本社區的人們提供付費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產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務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對於轉型期的中國，尤其難能可貴。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對於農村和農民來說，不僅存在著行為上的傳統慣勢，而且在思維上有很大的親和力，便於引導和操作，非常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挖掘農村的自組織潛力。實際上，在古代社會，中國農民長期以來早已適應了政府幹涉較少的生活，習慣於自己組織起來滿足社區的需求，雖然經過建國以來全能體製的培育，有了很強的依賴性，但是在目前情況下這種依賴已經沒有了 “靠”的地方，過去滲透到農民家庭的政權形象，已經逐漸化為不斷地要錢、要糧、要命的異己和對立的力量。過去的依賴性，現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經轉化成某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情緒，而就整體而言已經開始消淡了。在現階段，適當地改善農村的政治環境，強有力地抑製導致農民負擔逐年增加的基層政權的自我擴張，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就會得到複蘇，在這種複蘇的基礎上，再注入某些現代的理念與製度因素，自治或許才能實現。現代理念和製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麵可以借助知識分子下鄉從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更為關鍵的途徑是通過一部分進城（打工、經商、就學）的農民的返鄉，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過他們的行為，實現這種注入，確切地說，是一種自然的滲入。現時進城的農民寧可在城裏做二等公民，也不願意回鄉發展（比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農村的政治環境過於惡劣、而且日趨惡劣的因素，如果農村的政治環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納一部分見過世麵的農民返鄉的，形成新的鄉村精英。鄉村精英的存在，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農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這個依托，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是無從談起的。
最後，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對於某些掌握權力的人來說，鄉村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無論這些組織多麼的規矩，他們還是會感到某種莫名的擔心和不安，他們非常擔心一旦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和參與，這些組織有朝一日會失控，甚至造成對政權的威脅。實際上，這些人一方麵在治理上依舊是直接控製的老思路，沒有轉變成現代國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徑；另一方麵，他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從中國曆史的經驗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作亂的可能性從來都不大，農民隻有在極其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轉化成脫離土地的遊民，動亂才會發生。當前惡劣的鄉村政治，日益強化的行政控製，不僅不能保障農村的穩定，恰是製造遊民的土壤，隻有加快進行農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滅危機於無形，而開發利用農村的自組織資源，並將之導入現代國家的法治軌道，應該是一條農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認為我雖然提出要利用傳統資源實現農村的自治，但沒有指明開發利用傳統資源的路徑。現在，平江廟會和路會的存在，讓人們看到了這樣一條路，雖然在這路上，我們還需要走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