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會這樣？在所有的行政部門都在收縮，行政權力在受到限製，都在強調依法行政的情況下，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卻在反其道而行之，從不擔心受到懲罰？
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的教育一直都背負著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說中國的中小學生負擔重，其實中國的教育負擔更重，這個重跟經濟無關，而是一種無形卻分量特重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教育背負著這個東西，才踉踉蹌蹌，總是走不好，學生的書包也才會在推行素質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學校是個近乎神聖的所在。每個縣的官學，門前無一例外有一塊下馬石，上麵寫著：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下馬轎。意思是說，不管你是誰，官有多大，到了學校，就得從馬上下來，轎裏出來，畢恭畢敬，否則就是犯了大忌，頭上的烏紗甚至頭本身都有些危險了。學校裏的教官雖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個五貢出身者才能做，學校裏的考試和講學，非科舉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廣東某縣令跟當地駐軍長官不和，於是下令學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擾得住在學校旁邊的總兵大入夜不成眠，隻好搬家了事。如果沒有學校作為憑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麼敢跟二品大員過不去。不僅學校如此，整個教育體係都帶有某種神聖性，明清兩代外放的“學院”和學政，以及鄉試的正副主考，都是絕對的清要之職，不論官銜大小，地方首長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機關叫“禮部”，最能說明問題，教育跟國家的禮製聯係在一起，關乎天下的興亡。在那個時代，學校不僅是個教書的地方，培養人才的所在，而且負載著教化百姓，傳承國家意識形態的重任，恰是在後麵的意義上，它才變得如此的神聖不可侵犯。也可以說，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說是沾了以孔夫子名義傳承的儒家倫理的光，這個本來沒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會有這麼多附加的聖潔光環。
從古代到今天，中國的教育幾次翻烙餅，從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國的時候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與意識形態傳承的功能，卻依然如故。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更是變了，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變成了建設黨，但我們的教育依然是為了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存在。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強化對學校、學生的管理。在這個大目標下，所有的行政強化都有絕對正當的理由：強化教學管理是擔心教師對學生放水，或者教學的時候自由化；直接控製文憑是擔心高校濫發那勞什子；科研項目控製是使學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幾個方麵出的問題，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門強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動就說，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實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國的官員們不是不知道，在教育這個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學校拆爛汙，等於是自我毀滅，即使在歐美先進國家，像錢鍾書所描繪的“克萊登大學”，也依然存在，但它們除了滿足某些人的虛榮，以及蒙騙第三世界國家中人之外，誰把它們當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裝著不知道，說出來的都是借口，而心裏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級的權力。
城狐社鼠，人們投鼠忌器，所憂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門的超級權力，就是在這種憂慮中得以繁衍生息，發展壯大。
然而，人們要問的是，即使我們肯定我們現行教育目標的正當性，我們靠“灌輸”和“管束”兩個法寶，能否實現之？現實告訴我們，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輸”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為“管束”背後，是一係列的不合理收費，一係列蠻橫的強加於人，一係列低效高熱鬧的行政運作，長此以往，不僅最終會將學生逼上絕路，甚至連老師也要選擇逃亡（不少有誌為學的教師已經在議論另擇職業的可能性，隻是由於社會條件的限製，多數人一時還沒有更好的選擇），即使不逃亡，行政強化的結果，也隻能使教育事業步步走向窒息。
如何學得明白些？
歌德的名篇《浮士德》，我最早看的是郭沫若的譯本，很煞風景的，下了幾次狠心才看完，感覺已經是味同嚼蠟。不過，開場白裏有一句話倒是還有印象： “要及早學得明白些，在這個世界上，不做鐵錘，便為鐵砧。”不做鐵錘便為鐵砧，有點兒功利，也有點兒殘酷。但無論做了鐵錘還是鐵砧，或者既非鐵錘也非鐵砧，都應該明明白白，意思就是受氣也得受個明白，死也得死個明白。所以，學明白是很必要的。人生在世，之所以要進大學學習，專業可以有很多，五花八門，但目的其實隻有一個，就是學了變明白，而不是越學越糊塗。 《顏氏家訓》有句話說的明白：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凡是從事過某種帶有知識和技能性的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專業學習過程中，開始的時候，最關鍵的還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整體感覺上的糊塗懵懂，學著、做著，同時也被老師或者師傅罵著，漸漸地好像一條黑胡同，前麵忽然有點兒亮了，再過段時間，感覺自己突然明白了，於是就會了。這時，顯然不是知識增加了多少，其實很多東西還是記不住，不過，不要緊，用的時候查一下就可以了，關鍵是感覺找到了，眼前是亮的——明白了！再怎麼做，都是對的，而在此之前，怎麼做都不對．都要挨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