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就出在這裏，既然沒有退出機製，那麼，那些因事被免職或者自己辭職的官員怎麼辦？無論這種免職或者辭職，屬於問責製度的結果，還是幹脆就是組織上讓這些人躲風頭的臨時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麵臨一個這些人怎樣或者什麼時候重新出山的問題。涉及的官員級別越高，恐怕重新出山的必要性越大，當然遭遇網民的質疑，幾率也就越高。按老理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嘛，怎麼能不出來？按新道理說，既然我們的官員既非政務官，也非事務官，那麼，就不能按文官製度的要求來約束。
說到底，官員退出機製在製度上難以實現，還是因為官員的含金量實在是太大了，所謂的金飯碗，真的是用金子打造的。在改革之初，還聽說過有人辭官不做下海的，現在則很少聽到這樣的事了。一個具有實權的官員，即使不貪，每年的收益，也比一個中等規模的民營企業大得多。即使沒有實權的官員，也可以旱澇保收，做到退休，退休之後，同級別的國家公務員，要比一般國企的幹部，待遇要好上好幾倍。馬克斯·韋伯說過，在古代中國，做官是一種最穩定，也收益最豐的職業。這種狀況，現在並沒有改變，不僅沒有改變，在某些方麵，還有所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官員沒有觸犯刑律，貿然讓人家退出，就算主管部門不講人情，由於讓人家付出的代價太高，因此，任誰也難以下手。
民迷信與官迷信
重慶萬州郊外的一座山上，一個人形的岩石被發現，前來燒香磕頭的人相望於道，有關部門建議將之炸掉。這種建議到底是出於反對迷信的衝動，還是像十年砍柴兄說的那樣，出於對群體性事件的擔憂，我不得而知，但民迷信和官迷信，其遭際，好像從來都不一樣。
眼下，官員信占卜、信風水，跟和尚老道乃至喇嘛活佛往還的，是越來越多了。大興土木之前請風水師看看，或者請高人占卜，甚至於某些工程，就是占卜之後的產物。這不，河南桐柏縣就憑空弄出來一些風水建築，大刺刺地聳立在共和國的土地上，至少目前，還沒聽說誰為此受過處罰。
官迷信可以，民迷信就遭到幹涉，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從來如此。古人立國不講無神論，皇帝封神拜佛，官員求神拜佛，但對於民間的求和拜，卻有幹涉。像萬州這樣，出一個傳說中的神奇物件，無論一石還是一樹，民眾蜂湧前去膜拜，香煙繚繞，自古難免。中國是個泛神的國度，百姓說，離地三尺有神明，山川、草木乃至廁所都有神靈，誰有應驗，就拜誰。其實所謂的應驗，也是大家哄傳起來的，根本無從驗證。萬州這個岩石之所以走紅，無非是因為人們認為這個人形比較神奇，如果是突然變的，不就意味著神跡嗎？所以上供燒香。老百姓不僅拜神物，而且還自己造神，民間好多廟宇，其實裏麵供的都是些莫明其妙的神靈，這個大仙，那個神姑，五猖五道，不一而足。把伍子胥以訛傳訛，供成“五撮須相公”，把杜甫杜拾遺，供成杜十姨的，而且廟裏一並塑上十個妙齡女子，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也是見諸野史了的。
可是這樣的民間迷信，官方不喜歡，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禁查野祀，毀淫祠的記錄，在他們看來，老百姓要拜神，隻能拜官方認可的神，亂拜不行。其實，多少年來都如此，老百姓還是相當聽話的，官方認可提倡的神，比如關公媽祖之類，老百姓的香火是有保證的，大家首先還是拜這些皇封的神，隻是在精力過剩的時候，搞點兒小自由，自家造出個神來拜拜。如果這點兒小自由都不給，未免霸道了一點兒。
沒錯，民間的亂拜是迷信，我們可以提倡科學，宣傳破除迷信，也應該這樣做，至少，讓民眾有病的時候，及時上醫院，或者一邊送醫治療，一邊求神也可以。但是用炸掉岩石這種強製的方式，卻期期不可。曆史證明，用強製的辦法，去掉民眾的迷信，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蘇聯搞了70年，還不是無濟於事。人類目前所能做到的，隻是把這些東西限製在一個範圍之內，盡量使之無害，要想根除，基本上屬於不可能性的任務。
對於我們現在來說，當務之急是解決民眾最迫切的需要，比如醫療，比如社會保障。目前迷信的泛濫，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病難導致的醫療困境所致，看不起病的人們，求神禮拜，權當替代。解決民眾的醫保，治理當前的醫患緊張關係，才是政府真正該做的事情。香港經過了150年的西方殖民統治，但那裏的老百姓，依舊喜歡亂拜，經常可以看見一棵大樹，上麵掛滿了紅布條，下麵香煙繚繞，若幹老頭老太太在下麵叩拜，但僅僅是老年人求個心理安慰而已，沒有人擔心，會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因為，那裏的醫保和社保問題都不大了。
莫把官場當戲場
殘留下來的舊戲場，很多都掛有這樣一副對子： “天地大戲場，戲場小天地”。我們的某些官員對此很有體會，無師自通地將政務當成了作戲。安徽阜陽一戶受災的農家，有幸成為官員演戲的戲場，用韓寒的話來說，應該是“影視基地”，接連接受了七次從縣到省再到中央領導的探視，每次探視，都伴隨有電視台的高調拍攝，並在電視中播出（否則，怎麼能讓不懷好意的韓寒發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