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現在許多突發性群體事件，都圍繞著一個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題，官員或者官員的家人親友欺壓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處理不公。當然，具體的某個事件，是否是這樣，另當別論，但類似的事情肯定此前應該是有的，即便沒有到非常惡劣的程度，但官員的家入依權仗勢的事，絕非一地一人的個別現象。雖然說，我們的傳統戲劇和小說裏，這樣的故事很多，人們平時受這種小傳統教育的熏陶，心裏很可能早就有了這樣的刻板印象，但如果沒有現實事件的刺激，這種刻板印象，一般是不會跟民眾生活的現實發生直接聯係的。某個事件發生之後，人們之所以喜歡接受事件與政府不公，官員徇私之類的解釋，使流言在對政府不利的方向上傳播，是因為多數傳播這種流言的人們，經過自己此前的經驗，在心裏已經認定事情就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可以說，隻要我們處理好官民關係，這樣的事件就不會發生。但是，古代愛民如子的官員是稀缺的白烏鴉，現代社會，要想實現真正在道德上的官民一致，也相當不現實。當下的中國，實現政府行為的製度化、法製化，限製官員的特權，使官員，包括警察司法部門行為的公開化，程序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事實上，類似事件的發生，政府方麵若想加以控製和平息，可用的資源還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動輒鬧大，造成惡劣的影響，跟政府方麵的處置不當有密切的關係。不當之一，是有關部門在事件萌發階段，不負責任，推諉扯皮，甚至不適當地采取壓服強硬手段，把小事變成大事。不當之二，也是相當關鍵的，是每逢事件發生，當地政府往往一個強烈的慣性傾向，就是立即采取封鎖消息措施，不讓記者進入，不許消息外傳。當今之世，凡是突發群體事件最後鬧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後者有關。
應該說，這種封鎖消息，內部處理的事件處理方式，在信息不發達的年代，還是適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製在一個小的範圍之內，不至於造成整體的震蕩，保全政府的臉麵。但是，在資訊和通訊工具如此發達的今天，嚴格上講，任何組織、政府，稍微大一點兒的事就瞞不住人，外界總有辦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製和封鎖，隻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傳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對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發展。很多事件，本來就是老百姓認為官官相護，隱瞞真相激化出來的，政府處理的方式，一上來就封鎖隱瞞，則證實了這種民間的想象，並使之無限放大，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憤，釀成惡性事件。反過來，如果這類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員的重大過失，乃至犯罪，這樣的封鎖和控製，也給了這些官員把水攪混的機會，在根本上，既不利於事件的處理，也難保當地的長治久安。
因此，當務之急，政府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變長期以來政府處理此類事件的慣習，切實實現政務公開，學會在媒體開放之中，處理事件，一則可以將政府內部的貓膩減少到最小，一則可以使流言的傷害減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來，但凡流言，都是見光即死的。如果有個別記者唯恐天下不亂，惡意造謠，那麼在信息公開的條件下，也不難被識破，一旦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個記者和所在媒體，將會付出很大的成本。一般來說，隻要某個有信譽的媒體一報道，很多關於這個事件的謠傳，就會不攻自破。
派性政治和娛樂政治結合，生什麼？
台灣陳水扁家族，傳出有大筆的錢彙往瑞士。一向作為獨裁和貪贓者銷贓和洗錢天堂的瑞士，自9. 11之後，改了規矩，對來路不明的錢要追查。誰也沒想到，掉到井裏的，居然是“台灣之子”陳水扁。陸續的調查表明，陳水扁來路不明的錢，還遠不止這些。
消息被證實之後，台灣島內，在破口大罵和唉聲歎氣之餘，也在檢討，為什麼會讓這個家夥A了這麼多錢去，如果不是外國人揭發出來，單憑台灣的國民黨加上媒體再加上檢調機關，還真的就奈何不了這個雖然下台，但依然操控著民進黨的大人物。有人說，這是因為這麼多年來，民進黨已經跟陳水扁形成了一個共犯結構。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台灣社會隻講意識形態，不講是非。還有人說，是因為台灣的親綠人士，把本土價值放在了道德價值之上。在我看來，陳水扁這個怪胎，其實是台灣民主過程中，派性加娛樂政治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