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反傳統，但傳統卻總是陰魂難散。沒秩序的時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懲罰，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時候，則懲罰中的羞辱，就專門留給下等人。總而言之，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對人權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我們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樣是有人格和尊嚴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嚴。
我們的文化裏，人格或者尊嚴這樣的概念，在以前是沒有的，類似的東西隻有“麵子”。中國人之愛麵子，曾經讓初來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驚小怪，總是在書裏寫來寫去，但也總是寫不明白。不錯，中國人是很在乎麵子，如果一件事讓他在實利上吃了虧，但卻有相應的精神上的好處，即有了麵子，那麼他大抵是會高興的。其實，中國人的麵子有很多層麵的內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麵子，替人說項成功了叫有麵子，做事做成了同樣是有麵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來也是有麵子。最重要的，麵子是有等級的。不同等級的人，麵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麵子也是有運用範圍的，如果一個人的麵子可以遮住有權施加懲罰的人，那麼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頭上。一般說來，等級高的人麵子大，遮蔽範圍大，等級低的人麵子小，遮蔽的範圍也小。無論麵子大小，隻要傷及麵子，總是令人難堪的事情，往往比肉體的傷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渾不論的滾刀肉。 從實施懲罰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懲罰的時候，往往要觸及對方的“靈魂”，即羞辱其人格，要讓這個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如是，效果才好。隻是這種羞辱性懲罰的運用，往往強化了人們的暴虐心態，隻要有機會，大家都樂於表演羞辱別人的鬧劇，或者觀看羞辱人的表演。過去的縣太爺不會當眾打縉紳先生的板子，那是因為相對於縣太爺而言，縉紳的麵子足夠大。如果換成皇帝，而這個皇帝又足夠地暴虐的話，管你是誰照樣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嗎，意思就是即使貴為大臣，惹惱了皇帝，照樣當眾打屁股。那個被文人捧得很紅的雍正皇帝，還幹過這樣的事，不打也不殺，賜塊“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錢名世）掛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裏遊街或者沉潭，都輪不到族長老爺，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竊玉，不過，一旦落到綠林好漢的手裏，族長老爺的麵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隻要麵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發生。無論你官當得多大，地位有多高，隻要上級領導發了話，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經常發動群臣對某個人搞大批判，群臣無不樂於響應。明朝的永樂帝將建文帝的忠臣家眷發在教坊為娼，眾軍漢特別踴躍地前往蹂躪。總之，羞辱發生的時候，往往是眾閑人狂歡的時刻，“文革”時，無論給大人物戴高帽子遊街，還是給村裏的破鞋掛上真的破鞋示眾，參與的人都一樣的興奮。不過，在正常年景，最易發生的懲罰性羞辱，還是在最底層的人們身上。一個社區，往往是邊緣的人最倒黴，隻要有點兒事，大家群起而攻之。但是他們也比外來的同類處境好些，因為那些外來的人，地位既低，又沒有熟人的情麵，所以，隻要他們犯了事，肯定是全區共討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廈門發生的事情，如果那幾個貼小廣告的人是治安聯防隊一個社區的，可能命運未必會如此慘，但是，這些看上去民工一樣的外地人，有誰會在意他們的感受呢？
一個不懂得尊重人的社會，人是沒有地位和尊嚴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頭上的羞辱，隻要機會成熟，同樣會落在另外的人頭上，無論你地位多高，人活得多麼體麵。從本質上講，對犯錯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說對這些人有什麼改變的話，那麼更可能的是讓他們變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惡化。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我們常說，但自從王朔以後，這話多少有了點兒戲謔的意味，說的人好像已經不太把它當真了。其實，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這話還是有道理的。一個單位裏，大家私下議論起來，哪個人有本事，哪個人不行，哪個人隻是賣嘴，走上層路線，甚至於哪個領導如何，能幹不能幹，貪還是不貪，或者比較不貪，基本上一清二楚，比美國最牛的民意調查機構的數字還準。可是，這些隻是私下的意見，是隻有進到某個圈子裏才能聽到的意見，如果一旦到了公開的環節，事情就變了。
領導到基層作調查研究了，開座談會。明明私下裏意見一堆的群眾，到這時候，一下子都規矩了起來，大家說的，淨是領導想聽和愛聽的，稍微有點兒不一樣的聲音，也大多無關痛癢，於是主持者總結，領導講話，圓滿結束。許多年前，我在一個很小的學校教書，某年不知怎麼就被選成了教代會的代表，在討論校長報告的時候，大家議論紛紛，意見大極了，可是輪到表決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把手高高舉起，表示讚成，隻有我一個人投反對票，在黑壓壓的一群人中，隻有一隻手，從來不知道害怕的我，感覺到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