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袁心初是老了，老得白發蒼蒼！
“新郎”牛少峰也老了，老得胡子滿把！
他們怎麼能不老呢？是為新娘的袁心初，與她的新郎牛少峰，在中條山抗日前線的烽火硝煙中一別，被一灣淺淺的海水阻隔著，五十個年頭了，終於破冰成通途，流落去了台灣的牛少峰捎信回鳳棲鎮，說他辦好了一切手續，不日就會跨越海峽，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鄉，見到他的新娘，與他的新娘團聚了。消息傳來，新娘袁心初把她的那口描金漆彩的箱子打開來，翻了個底朝天，翻出她壓在箱子底下的旗袍，就往自己的身上穿了。
這是一件紅綢繡花旗袍，袁心初把自己嫁給牛少峰做他的新娘時穿了的。
後來還穿過兩次，但那都是不堪回首的。袁心初不願意回想；別的人，譬如牛少峰，還有薑尚清、芸娘他們，都是不願意回想的。好消息像隻報喜的鳥兒一樣，傳進了袁心初的耳朵。她把紅綢繡花的旗袍翻出來穿上身了，數十年的光陰，隻是熬白了袁心初的頭發，卻沒有熬去袁心初的美麗，那是流淌在袁心初血液裏的一種氣質，那是附著在袁心初心靈上的一種氣韻，不僅沒有因為歲月的熬煎而消失，反而由於歲月的熬煎而凝重……我們誰都沒有見過袁心初給牛少峰做新娘時身穿紅綢繡花旗袍的風姿，也沒見過她受辱時身穿紅綢繡花旗袍的模樣，我們隻在鳳棲鎮的街頭看到了袁心初身穿紅綢繡花旗袍的姿態，那是一種無法言說的雅致，老不掩瑜，老而猶美。
頭發是盤在後腦勺上，雖然白了，卻亮白如雪，配合著她穿在身上的紅綢繡花旗袍，在鳳棲鎮的大街上那麼一站，立即站出了她所獨有的一種風景……我在西安的新聞媒體工作，我有那樣的敏感；我還是與鳳棲鎮血脈相連的一分子，雖然生活在西安城，但對故鄉鳳棲鎮上發生的事情，都有一種切身的喜愛。袁心初把她壓在箱子底下的紅綢繡花旗袍穿出來，走在鳳棲鎮上，是要迎接他的新郎牛少峰的……我不失時機地按動照相機快門，拍下了袁心初身穿紅綢繡花旗袍的影像。
陪伴在袁心初身邊的，有薑尚清，有芸娘，還有鳳棲鎮成千上萬的鄉裏鄉親……這一年是1990年，這一天是8月15日，即日本侵略者投降四十五周年紀念日。
在此之前，我供職的《西安晚報》開設了專門欄目，編發了許多紀念抗戰勝利的文章。其中一日的報紙專欄，發了一篇《我一炮炸死了十幾個鬼子》的頭條回憶文章，旁邊是一組赴中條山抗戰未找到親屬的烈士名單，計有四十三人，其中一位名叫吳俊德的人，讓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淚光。一個英俊偉岸的關中漢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麵前，身上是被戰火撕成碎片的軍服，臉上是被戰火刻劃的血痂，他對我親切地笑著，我啞著嗓子，叫了他一聲“大伯”。
我的二伯叫吳俊儒；我父親行三，叫吳俊番；我還有一個碎爸（老家管比父親小的男性長輩都叫爸），叫吳天合，其實他也有個帶“俊”的名字的，不知什麼原因，他不讓人那麼叫。總之兄弟四人，名字裏都是帶一個“俊”字的。我大伯叫“俊”什麼呢？父親給我交代過，我碎爸也給我交代過，但我沒有記住。《西安晚報》刊載的中條山未找到親屬的抗戰烈士名單中，這個叫吳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嗎？初識這個名字，我一點都沒懷疑，這就是我的大伯。我把消息打電話告訴老家的伯叔兄長吳田平，要他在家鄉做進一步的核實。
我大伯留有一張遺像，一身戎裝的他，濃眉大眼，一臉的英武之氣。
我大伯也有他的新娘……我大伯來拍這張照片時，他新婚的妻子就陪在他的身邊。聽我父親生前說，這是我大伯1938年東渡黃河，赴中條山抗戰前，特別拍的。我大伯那時新婚不久，為了有所紀念，新婚不久的新娘，便穿了袁心初身上穿著的那種紮人眼睛的旗袍，與我大伯在西安城照了這張相。所以說旗袍紮眼，是因為我們古周原上的女人，祖祖輩輩，永遠是非黑即藍的一身家織布服裝，可是我大伯的新娘，竟然就被一襲彩綢裁縫的旗袍，不肥不廋、鮮豔靚麗地纏裹著，讓她怎麼看怎麼紮眼……我父親說過，我大伯與他的新娘照了這幅照片後，就與我們村參加抗戰的幾個人，一起去了中條山。
從父親給我的講述中，我知道大伯當時為孫蔚如將軍治下的一位中尉連長。赴中條山抗戰後，就沒了消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隻聽我們村赴中條山抗戰身殘回村的人說，大伯作戰十分英勇，僅在平陸縣王寺溝的一次阻擊戰中，與日本鬼子拚刺刀，他一個人就刺死了好幾個鬼子兵。這是我大伯在中條山抗戰時傳回家裏的唯一一條消息。
抗戰勝利了，家裏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沒有。緊接著爆發內戰，解放軍取得了全麵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家裏的人還在盼大伯回家，卻依然沒有大伯的音訊。這時候，家裏人以為，大伯也許跟隨戰敗了的國民黨軍隊，逃去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