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簸箕街名字的由來，很多人都以為它像打金街、紗帽街、肥豬市街這種以某行業命名的街道，畢竟這樣的街道在成都有很多。因為從漢代以來，成都的手工業就比較發達，集市貿易也相當活躍，手工業者為了便於交易或者是同官府交涉辦事，逐漸集中到某一條街道上並成立行會，哪種行業居多，就以這行業作為街名，騾馬市、鹽市口等街名就屬於此類。但是這個簸箕街，還真沒賣過簸箕，它和四川人編製的筲箕、撮箕等一點關係都沒有。據說這裏的得名還真有點滑稽，是因為過去這裏有一個坡坎，也就是現在的華西集團大樓前，坡坎交界的地方有幾塊石頭，堆出來的形狀像簸箕，所以就得了這麼一個名字，這是其中的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解釋，蜀地向來有大石崇拜的傳統，大石遺跡是大石崇拜最切實可感的證物，曾經是成都的一種特殊城市景觀，所以就有專家學者說，原來這裏也有一塊大石，形狀就跟簸箕一樣，簸箕街的街名便由此得來。
雖然傳說中的石頭早已經沒了蹤影，但簸箕街卻承載了許多老成都人的美好回憶。這裏曾經是一個幹雜與海產品的集散市場，那陣子的商人都把簸箕街叫作貨站。臨街有很多小倉庫，倉庫裏放的都是紅糖、黑木耳、幹菌這些幹貨，街麵上顯得很繁榮，市井氣息撲麵而來。《錦城舊事竹枝詞》有一段如此說來：“黑是木耳黃是花，口蘑卦筍並芝麻。地當北戶臨官道，零售批發兩不差。”這首詩不僅交代了這個市場的業務類型，還點出了這個市場的位置——處在官道之上。自古以來，簸箕街所處位置就在成都南北通道上，有些書上還記載簸箕中街曾建有迎恩樓，迎恩樓是清代地方官跪迎皇帝詔書的地方。流沙河先生在《芙蓉秋夢》中也曾提到過這條古街。1935年為了躲避戰火，他們曾舉家從成都搬回金堂老家。多年後，他的母親曾回憶那時成都川西壩子的景象，說得特別生動：“出北門，上大橋。簸箕街走完，過了迎恩樓，眼睛忽然一亮，滿壩金黃菜花。”一段回家之旅，竟然把眼睛都晃暈了。
那時候，每天早晨從天回鎮、新繁方向進城的農民就推起雞公車，拉起架架車，趕起牛車馬車，馱著蔬菜、糧食、豬肉，經過簸箕街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貨物送到城裏。久而久之，這裏就因為便利的交通和密集的人群，漸漸形成了集市。1911年，成都曆史上第一家使用機器磨製麵粉與製作掛麵的麥利公司就設在簸箕街。抗戰時期成都開始有了成都向北外去的汽車，當時的北門汽車站就設在簸箕街。那時候的路都是土路，坑坑窪窪，“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怪不得有人調侃說，這個簸箕街的得名肯定是路太爛了，是顛簸的“簸”。後來，簸箕街鋪起柏油路，再加上相關部門不斷對路麵進行維護、保養，簸箕街的路就變得平整好走多了。
繁華轉眼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都市第一條柏油路，從鹽市口到北門大橋一線貫通。1952年7月1號，成都市公共汽車公司開業運營，全市第一條公交線路上的1路車，從北門金牛區的梁家巷駛出，開往鹽市口，而進城的第一個站就是簸箕街。當天看熱鬧的人挺多，真是萬人空巷，當時的公交車都是用舊貨車改裝的，車廂骨架還是用青岡木做的，車廂也是全木結構，雖然簡陋如此，但絲毫也沒有澆滅百姓想坐一坐的熱情。這是簸箕街和成都第一條公交線路的故事。
過去的簸箕街不僅有熱鬧的幹雜集散市場，有最洋盤的公交車路過，很早以前這裏還有一座著名的寺廟，叫作金繩寺，據說五代時期著名高僧貫休當年就居住在此。這名高僧不僅修行好，還做得一手好詩，因留下過“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的詩句，被稱為“得得和尚”。他的人品才華還曾得到前蜀主王建的讚賞，被封為“禪月大師”。可能因為這樣一位高僧曾經在此落腳的緣故，金繩寺的名氣也跟著大了起來，到宋代時已經發展成為一座規模很大的著名寺廟，並成為當時的遊宴勝地。在明代著名學者楊升庵筆下，金繩寺是與大慈寺、淨眾寺、石犀寺、延慶寺、金沙寺並列的成都六大寺廟之一。而且，當年這六大寺廟有一半都在北門，可見當年的金牛區不僅是商貿發達的繁華之地，也是梵音繚繞的禪修聖地。可惜明末時金繩寺被毀，盡管到了清康熙年間得以重建，但寺廟再也不複往日的榮光。20世紀40年代，在金繩寺舊址開辦了成都市立中學，後來分為市立中學與市立女中兩所學校。20世紀50年代後學校改名為成都六中，2001年，成都六中合並到成都八中。
關於成都八中，還有一段故事。很多人以為成都武侯祠隻有位於武侯區的那個三國遺跡博物館。其實成都至少有過七座武侯祠，其中一座就位於城北簸箕街，在成都八中所在地，曾有斷碑可尋。《成都縣誌》記載：“縣北二裏簸箕街，名丞相祠，漢末建，國朝有培修。”看來這條簸箕街還真有些名堂，可惜如今的成都再也尋不到這條老街的路牌，曾經的街景也早已變了模樣。
這種情況，不僅是成都，在中國很多城市都有，這無處寄托的鄉愁！出生的那條街不見了，小學讀書時經過的那條巷子呢，那條唐宋詩人吟詠過的大街永遠消失在過往時間的長河裏……簸箕街，在哪裏？隻有離它不遠的北門大橋，依然在連接著這個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厚度，藏在這座城市的書店裏。成都作為一個一心打造“中國書香第一城”的城市，自20世紀初新型書店的出現，就將愛讀書、愛閱讀的種子埋進許多人的心中，也激發了這個城市的人對知識的渴望。不過，就在各種書店與文化空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成都街頭巷尾的今天，一座位於和平街16號的二層磚石小樓卻在百年風雨中顯得格外特別。
蜀中“天一閣”
在熙熙攘攘的春熙路附近，一處鮮為人知的宅邸隱藏在鬧市的一角。當你走近它時，似乎還能聞到過往的翰墨飄香。1914年，一位叫嚴遨的學者在這個地方修建了一座書庫。在無數個青燈如豆的夜晚，這裏曾是許多蜀中文人學者撫卷沉吟的港灣。這座書庫仿皇家檔案館，整體是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分為上層、下層與地下層。書庫基座上雕刻著青獅白象、卷首白雲的圖像，書庫中部的大門為圓門洞，二樓為有西式建築特色的小陽台。這座書庫藏書量很大，有蜀中“天一閣”的美譽，而且藏書質量也很高，有不少極為珍貴的珍本和孤本。這個大隱隱於市的書庫就是藏書界享有盛名的“西南第一藏書樓”——賁園。
賁園
它的創建者正是中國著名的藏書家——嚴雁峰與嚴穀聲父子，而他們的嚴家祠堂就位於成都金牛區天回鎮上。
藏書樓以“賁”字為園名取“氣勢旺盛、諸事暢達”的古意。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文人，我們對詩人、詞人如數家珍，卻對另外一個文人群體十分陌生，他們就是藏書家。不少人對藏書家也有些許誤解，以為隻要愛書而且有財力就行。其實，藏書家不僅僅需要有這樣的“硬條件”，還必須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和審美能力，同時還要有深謀遠慮的規劃構想和一份情懷。而且藏書也並非大家以為的僅僅隻是書籍的收藏與管理，他們要做的工作相當多，比如輯佚、校勘、序跋、作目錄。輯佚，就是完全或部分恢複散失文獻的原貌，古人常說的“鉤沉”也是這個意思。除此之外，還有刻書、出版、提供閱讀等等，絕不隻是“藏”那麼簡單。
嚴氏父子之所以能修建起這樣一座積澱中華優秀文化的巨大寶庫，還得從嚴家的發家史說起。嚴氏父子不是成都本地人，而是沿著金牛道從陝西而來的“蓉漂”。在清代的成都，曾經活躍著不少陝西鹽商，嚴家就是其中之一。從古至今，私人藏書都需要相當的財力支撐，而私人能夠建起一座藏書樓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這個嚴先生除了雄厚的財力，還有一股什麼樣的推動力讓他將藏書事業堅持到底呢？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經注意過在工部祠前廊掛有這樣一副楹聯：
歌吟成史乘，忠君愛國，每飯不忘，詩卷遂為唐變雅；仕隱好溪山，遷客騷人，多聚於此，草堂應作魯靈光。
這副對聯的撰寫人就是渭南嚴雁峰。嚴雁峰是陝西渭南人，出生在鹽商家庭，家庭富足，自幼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到成都尊經書院學習，師從晚清文學家、曾國藩的“忘年交”王闓運。他出身書香門第，還是想求個功名，光耀門楣。可惜，他運氣不佳，連續幾次科考都名落孫山。俗話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雖然入仕之路坎坷，但是嚴雁峰卻發現了另外一件更值得投入的事情——收藏書籍。在一次前往京城趕考的途中，嚴雁峰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收書經曆，他斥巨資買下古籍，運回四川。途經西安時，又遇到有一千多部古籍出售，他又毫不猶豫重金買下全部收走，回到成都先把這些書寄存在大慈寺和文殊院，馬不停蹄地修建賁園。嚴雁峰酷愛書籍，最後不惜將祖傳經營的鹽業變賣，致力於搜書、藏書、刻書。他一生治學修書，幾經努力，二十多年間藏書量達到十一萬卷。1918年，這位為藏書傾盡一生心血的先生與世長辭。先生病故之時，書庫工程才開工三年多，還沒有建成，那萬卷藏書該如何傳承下去呢？
藏書萬卷終報國
近年來，“家風”建設備受重視。所謂家風，就是一個家庭的靈魂所在，也是一個家庭的立身根本。從嚴氏父子身上，我們看到了什麼是風骨與氣節，什麼是文化的傳承。當時因嚴雁峰妻子，也就是祝太夫人沒有生育，為了讓藏書得到妥善保護，嚴雁峰按照舊俗從渭南族人中選擇養子，以繼承他的事業。在物色養子時，嚴雁峰不挑家道、不計容貌，隻有一個要求：“隻求保我五萬卷藏書，則平生願足！”最後，他選中嚴穀聲作為中意的繼承人，原因就一個，嚴穀聲淳樸憨厚。果然嚴穀聲不負重托，殫精竭慮承傳家業。民國時期的嚴氏父子用他們的持家故事為家風的定義做了最好的注解。
嚴雁峰去世後，嚴穀聲繼承先父遺誌，“能敬承先緒手澤，重以遺言”，將藏書事業發揚光大。為嚴格管理和保存家藏古籍，賁園參照皇家檔案館皇史宬設計，考慮了防潮防曬、控製溫度、防蟲防蛀等方麵的問題。庫內書籍分門別類存放，經常清點，積年累月毫不懈怠。每年春天，嚴穀聲都會雇人翻書，具體工作就是坐在書庫內不停翻動書頁，避免蟲蛀和濕氣的侵蝕，另有專人管理黴爛、發脆、脫頁斷線的書。到1949年，賁園藏書達到三十餘萬卷，比嚴雁峰所在時的藏書量擴大了三倍多，收藏全國地方誌約有兩千餘種，有宋、元、明、清各代出版刻和抄本，包括宋版孤本《淮南子》等世間罕見的珍品，這其中最為名貴的是顧炎武的《肇城誌》抄本。嚴穀聲不僅收藏，還整理出版了上百種古籍和三萬多片雕版。英國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俄國列寧圖書館都有陳列賁園，美國國會圖書館還專門開了“渭南嚴氏精刻善本書籍室”。
嚴穀聲是真正的愛書之人，因為一般的愛書之人可能會將喜愛的書私藏，概不外借，但嚴穀聲先生賁園的藏書無私提供給蜀中文人學者閱讀、查詢，完全免費。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與嚴穀聲先生和賁園有著各種各樣的緣份：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宋育仁寫過《賁園書庫記》，介紹賁園書庫和藏書；曆史學家張森楷為賁園書庫編纂過《目錄輯略》。抗日戰爭時期，數學家餘介石、作家葉聖陶等曾借住嚴家西郊房屋，嚴穀聲分文不收，讓他們隨意查閱資料，並免費提供吃住。畫界張寒杉生活清苦，所畫作品不為人們所重視，嚴穀聲卻從不小視他。年輕畫家李遇春進修畫藝，嚴穀聲指點迷津、解囊相助。當年全國各地學藝者，凡到四川，隻要來到賁園，都會受到關照。幾十年來，嚴穀聲廣交社會名流賢達，賁園一時間成為“文人學士藝術家之樂園”。20世紀40年代，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也曾蒞臨賁園拜望，翻閱真善古籍。還有顧頡剛、蒙文通、謝無量、於右任、張大千等，都是賁園的座上客，受益於賁園。那時的賁園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賁園這麼多的珍貴書籍，除了吸引來求知交流探討的目光，也被不少外商和國內古董商盯上。日本東京文祿堂和美國哈佛大學都曾以重金為餌，想收購賁園的地方誌。美國哈佛大學甚至出價五十萬美金收購。五十萬美金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呢？這裏有組數據可以大概比對：民國時期一美元相當於一克黃金，三百美元就可以在美國買一輛小汽車。麵對種種誘惑，嚴穀聲不為所動，斷然拒絕。更傳奇的是，當時的軍閥、流氓還曾三次綁架、關押嚴穀聲，目的就是為了那些藏書。20世紀40年代後期，賁園藏書還一度成為國共兩黨爭取的對象。國民黨要人張群、朱家驊、杭立武等人勸嚴穀聲將藏書移至台灣或香港，而另一方麵，中共方麵的周恩來也通過邵力子致函嚴穀聲，對他收藏和整理古籍的事業表示敬重。最終嚴穀聲選擇了將藏書留在賁園，留在成都。
嚴家花費重金，破財免災，保護藏書。而這些保護下來的藏書，嚴穀聲於1950年前後全部捐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全部藏書三十餘萬卷，自刻書籍木版三萬餘片，全國兩千八百餘縣縣誌以及各個朝代名人的書畫、碑帖、文物全部捐給國家，現今收藏在四川省圖書館。人民政府接收這批書籍時，發現沒有一卷有水漬、蟲蛀，著實讓人驚歎。不僅如此，嚴穀聲還將藏書樓賁園以及花園公館也都捐給了國家。
嚴雁峰與嚴穀聲父子倆不求官職，寧舍萬金，不棄一卷，在那個艱難時代，一心護書並將其獻給國家更是難能可貴。這樣的精神也應了王闓運先生當年題寫的一副對聯：
賁園部分藏書
無爵自尊，不官亦貴；異書滿室，其富莫驚。
正是他們內心那份堅守與執著，那份“擇一事，終一生”的家國情懷，才讓我們後世得以擁有如此豐厚的一筆精神財富。
寄情山與水
清代學者傅崇矩的反映清末成都社會全貌的《成都通覽》，說清末成都城內有八十四家祠堂，而當時成都有五百多條街道，也就是說差不多平均每六條街道就有一座祠堂。這些祠堂要麼隱藏在熙攘的鬧市街巷，要麼偏居於寧靜的田野鄉間，作為耕讀文化和宗法製度的標誌，甚至說一種信仰。西方人的精神寄托在教堂，中國人的精神寄托在祠堂。近幾十年來，祠堂的功能消失，建築也湮沒在了曆史的塵埃之中，幸運留下來的，會像寶貝一樣得到妥善保護。在成都北門金牛區天回鎮街道，有一個叫作“嚴家祠路”的街道，根據這個名字可以推斷此處應該有個嚴家祠堂。不錯，這裏真有一個嚴家祠，而祠堂的主人就是嚴穀聲。
祠堂，是漢族人民供奉祖先和祭祀的場所，是宗族的象征，嚴家祠也不例外。這裏最初是嚴穀聲為他的母親祝太夫人購置的墓地。1920年，祝太夫人的墓從鳳凰山遷葬來到天回鄉的東山坡，現在此處依然可以看到嚴穀聲的同鄉摯友、著名書法家於右任所書的碑文“清封宜人嚴母祝氏之墓”。而嚴穀聲的父親嚴雁峰先生的遺像則被安放在祝太夫人墓地右側的房屋之中。後來，嚴穀聲因地製宜，逐漸將墓地的前後山坡開辟出來，辦起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小型農場，專門種植花木、瓜果和水稻，開拓出了一片生機，這裏也從此得了一個新的名字——北山農場，其位置大概就在天回鎮銀杏園內，占地十來畝。
嚴穀聲先生除了平日在城裏的和平街埋首於翰墨書香，空閑之時他會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另一片精神家園。隻是那時候還沒“度假”這個說法，但是北山農場儼然有了幾分農家樂的意思。稻香、花香、書香，當代人向往的桃花源，大抵就是如此。
北山農場的荷塘
平野盡桑田，出戶看雲，親舍依稀猶在望； 小園新結構，既耕且讀，囂塵洗滌賦閑居。
這副懸掛在小院大門口的對聯，將主人閑適的心態表達得極為準確。這個北山農場，不僅令主人自得其樂，更是吸引了不少座上賓來此寓居，如張大千、於右任、謝無量等都在這兒題過詩、作過畫，留下了具有影響力的丹青墨寶。
到1942年，這個農場已經興辦了十一年，可以說碩果累累，蟠桃、水蜜桃、柚子等，都已分別成林。別看嚴先生是一個讀書人，打理起農場來一點兒也不馬虎，他把治學的精神放在農場管理上，絕不埋首故紙堆。他研究的重點是花果嫁接、水稻雜交和優良品種的培植，從陝西、甘肅、四川等地征集移植了不少品種，還設置了場長和技術總監崗位，曾有農學院派了幾批學生到這兒來實習。
20世紀50年代，農場因為資金問題無法繼續經營而解體，花木無人經管，桃花源一下子變成了荒園，雕刻精美的祠堂也在後來的日子裏失去保護，後來成為了一所小學，僅有墓園中的14種名貴樹木得以保存下來。幾十年間，這裏逐漸改變模樣，北山農場欣欣向榮的景象早已成為褪色的記憶。
青山依舊在，故人卻非昨。如今，祠堂不見，隻有當年親手所植的紅豆樹木已經成為曆史的見證者。那些傳奇的故事似乎並沒走遠，嚴氏父子的墓誌銘就是他們一生最好的寫照：
嚴氏原籍陝西渭南，清雍正入川，開拓鹽業致富，儲文獻，弘揚儒學，終成藏書大家。……
長達千字的墓誌銘，在這裏隻能起個頭，遠遠不足以表達人們對他們的尊重。他們為中國藏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其精神氣節和人文情懷令人敬佩！最近據說嚴家祠的恢複工作已經進入規劃階段。但願嚴氏父子帶著他們的故事、情操，重新回到大眾的視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