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穎
一
我在我的城市住了很久，不知何時成了外鄉人。
我從小長大的街區是過去的法租界，與淮海路相鄰，馬路很窄，房子很矮，法國梧桐站在兩邊，夏天，便是一條綠色的林蔭道，雷雨到來時，大粒雨點先落在樹葉上，所以總是先聽見沙沙沙的雨聲，之後，好一會兒，雨才穿過枝葉掉在脖頸。因為不通街車，所以盡可以和同學勾肩搭背站成一排，從人行道鋪到馬路，橫行著走去學校，讓自行車在身邊拐來拐去，鈴聲響個不停。
結婚後自己的家卻隻能安在城市邊緣，搬了幾次家，越搬越遠，那裏的馬路沒有種樹，風起時，塵土令我的眼睛睜不開，從陌生的巴士起點坐到終點，沿途是新起的高樓和旁邊的簡易商店，感覺上是從一個建築工地漂泊到另一個工地，沒完沒了的工地，我沒想到城市邊緣遠比中心大得多得多，更失落的是，我即使回到了原來的街區也見不到過去的朋友或鄰居，他們去了哪裏？
當我的父母也從市中心搬離後，我知道我們這一家子再也回不去了，我們已跟那個熟悉的城市告別。
我住的那條弄堂，曾經住滿舊俄人家，然後陸續回國，與我家住同一層樓的舊俄女子，我們叫她麗麗。她的丈夫是猶太人，叫“馬甲”（上海發音，也許是邁克的譯音？），他曾在淮海路開著一家隻有一個門麵的珠寶店。但我的父母和鄰居一概把他們稱為羅宋人。
不過，經過“文革”，這些人或事，有一種隔世的遙遠。
“羅宋人”在上海人的口裏桔據而邋遢。
弄堂對麵有家糟坊(過去專營油、鹽、醬等烹調用料及廉價酒的鄰家店），糟坊有高高的木製櫃台，形成L型，很像今日酒吧間的吧台，羅宋男人在糟坊買一兩（五十克）中國酒，然後斜倚在高高的櫃台旁，一條腿是彎曲的，手肘擱在油跡斑斑的台麵上，手裏握著酒杯，就像靠在吧台旁，這就是羅宋人，喝著劣質洎，穿著破西裝，卻把糟坊櫃台變成了吧台。那條充滿往昔回憶正在衰敗的街區，襯著舊俄貴族浪跡天涯的身影，有一股傷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後才知道，他們正是時代變遷時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離死別的大悲哀。
後來上海開了多少間酒吧，好像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上海男人可以像羅宋男人那般帥氣地斜倚在吧台旁喝酒。
夏天，麗麗經常穿著胸罩，在我們兩家合用的走廊走來走去，那時候沒有空調，炎熱的下午，豐滿的俄國女人不得不將白蘭地和煙缸一起帶進公用浴間，她把浴缸放滿涼水，她在裏麵泡一下午避暑。
因為麗麗一家，我們的走廊終日漂浮很異國的氣味，那是羊牛肉夾雜洋蔥和狐臭及香水味。但是讓媽媽煩惱的是，他們家的周末Party，羅宋人來來往往，喝酒、跳舞，然後聲音越來越激烈，他們摔酒瓶、打架、歌聲變成哭聲，一些人互相攙扶著離去。媽媽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門外一公尺，她不要我們看到這些情景，那樣一種放浪形骸跟整個時代的嚴峻是多麼不相稱。不過，我也是現在回想當年，才有這樣一種驚異，比起麗麗們--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個年代更不快樂的人群。
為了諸如此類的事，父親向麗麗投訴，麗麗會爭辯一番，她不明白的是上海人為何要與喝酒唱歌跳舞這樣的快樂隔離？可麗麗仍會托盤裏托著兩杯葡萄酒，找我爸爸喝一杯，他們聊天，用的是夾雜了俄語英語和上海話的語言，那時的上海人都會講幾句洋涇浜的英語，包括俄語。
然後麗麗回國了，離去時她來我家挑了一些我和妹妹的照片，媽說我當時才四五歲，可我仍清晰記得那些細節，記得那個身形高大，臉型有點像英格麗·褒曼的俄國女子，拿走我們照片時臉上的張惘。
那是“文革”前的事了。
然後，我很快就忘記了，那要到很多年以後才會突然從記憶深處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