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不隨主流的邊緣者，也是叛逆價值的主流人物；他可以牽動訪客心底的那條線讓人落淚，也可以即興提問百無禁忌；他是近年最紅的華人男主持，也是備受寵愛的豪門公子，更是貴族學校裏的京劇明星；他被媒體稱為感性與理性兼備的搞怪才子，被粉絲稱作“不乖小王子”。他就是蔡康永。
台灣演藝圈兩大盛事金鍾獎與金馬獎都曾經不約而同地找到蔡康永做金牌司儀；他在台灣主持的《真情指數》和《兩代電力公司》雙雙獲得台灣電視圈權威金鍾獎；他和小S攜手主持的《康熙來了》占據台灣晚間10點檔綜藝節目收視率榜首，更借助各種媒介風靡兩岸三地。
魯豫：你現在在台灣做幾檔節目？
蔡康永：我現在手上是三個節目，時起時落的，多的時候大概五個。
魯豫：再多恐怕也不一定忙得過來了。那天我看一個資料介紹，你們錄《康熙來了》，據說你們是一天錄一個禮拜的節目？
蔡康永：《康熙來了》開始的時候是周一到周五每天要播一小時的節目，所以我們大概一天會錄一個禮拜的量，會錄五集或者六集。後來小S要照顧小孩了，所以我們現在就分成兩天錄，這樣她就可以下午6點鍾下班回去陪小孩了。
魯豫：電視製作方麵是這樣的，一般製作公司要壓縮成本，一天錄得越多成本平攤起來就會越便宜，所以製作方一般都希望越多越好。但是《魯豫有約》我一天規定隻錄兩集，多了我就覺得太累了，你們一天錄五六集受得了嗎？
蔡康永：有的時候我會跟小S在化妝室裏麵互相加油打氣，不過我們加油不一定是因為累，有時候是因為來賓是很可怕的人，我們很害怕！
魯豫：你會怕來賓嗎？我覺得來賓都怕你們。蔡康永：我們也會怕來賓，尤其你剛剛提到那個《真情指數》的訪問，來的常常是政界或者是商界地位非常高的人，而之前你並不知道那個人好不好溝通，心裏沒譜兒。比方說我訪問過一些軍事首長，你知道軍人的氣質是比較嚴謹的，所以不管你問他什麼，他都隻回答兩個字或者一個字。比方說我問：“作為一個警界的領導人物，你覺得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然後他說：“服從！”這樣就結束回答了。然後我再問：“那你覺得最可怕的犯人是哪一種呢？”他說：“少年犯！”這就又結束回答了。他的每個答案都這麼短，而節目大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所以就得不停地一直問問題。再比如說像《康熙來了》來的來賓，有的時候如果比較偏文化界或政治界，像陳文茜這樣的人，小S就會不太熟，有的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她就會有點焦慮，說：“哎呀，我不知道要跟她聊什麼！”一般這種時候我就會安慰她，說這集讓我來。相反，如果來的是一個娛樂圈的偶像，我完全都不認得的那種，她就會安慰我，說讓她來。所以我們兩個就互相打氣。如果錄節目到很累的時候我們就會說：“再熬過去，再錄一集就OK！”有時候來賓很無聊的話，我們兩個就自己在那邊找樂子，所以觀眾會發現《康熙來了》有的時候來賓坐在一邊，我們兩個主持人自己在另一邊聊天，把那一個小時節目給聊完了。
1962年3月1日，蔡康永在台北出生，他的祖父曾經在上海經營上海自來水公司，父親蔡天鐸曾是上海的大律師，並且經營過當時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中聯輪船公司。對於將近60歲才得子的蔡天鐸來說，蔡康永的出生無疑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無限的歡樂，蔡康永也在家人的寵愛下了解著社會和家庭往昔的興衰故事。
魯豫：據說你現在接電話的習慣仍然是說：“喂，你好，這裏是蔡公館！”
蔡康永：對，我們家有一些很好笑的老習慣留下來，而且是後來在台灣很少人用的。因為爸爸、媽媽是老派的上海家庭，他們後來移去台灣之後保留了一些上海人的習慣，跟台灣人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台灣有一段時間承襲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地上是鋪一種我們叫作榻榻米的草席，然後客人來了之後都會請他們把鞋子脫掉才能夠在草席上行動。這個對台灣人來講是比較習慣的生活方式，可是上海人不太請客人脫鞋。我不知道現在上海人怎麼樣，就爸爸那一輩的上海人來說是不太叫客人脫鞋子。像他們請客人來打麻將，我小時候看慣那些太太們都穿得非常好看，旗袍領子都是很高的、卡住脖子的那種，然後腰勒得很緊，這樣整個人變成像葫蘆一樣豐乳肥臀的樣子，那樣的曲線很漂亮，然後一定要穿很漂亮的高跟鞋，這樣整個人才挺得起來。如果你叫客人把高跟鞋脫掉，她整個就變成企鵝一樣，氣勢就沒了，所以我是從來沒有見過我爸爸他們要叫客人脫鞋子的。但相反如果爸爸他們這些上海人到台灣朋友家裏去做客，一被要求脫鞋就會覺得非常沒派頭，氣勢立刻就少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