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夠正常起來，我的保險之所以能夠打開，我想是因為我們在街上大吵了一架。
我們逆著人流的方向撤離焰火升起的公園，來到比較空曠的街頭，我們想打車回賓館。
我說了，那時候我覺得了無情趣了，彭小玲也是疲倦纏身，除了早點回去，什麼也不想。
我們弓著身子坐在街邊的石板凳上等車。這條街綠化得比較好，是一條幹淨的林蔭道，馬路兩邊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個石凳。
但卻沒車。所有的車都有客，也難怪，國慶前夜嘛。我們倆坐了快半小時，一輛的也沒打著，附近也沒有公共汽車站，而且我們也走不動了。
彭小玲開始著急了。她開始站起來張望，偶爾馬路對麵有亮著燈的空車駛過，她便大聲叫著“哎，哎”，手在空中畫著圈示意司機掉頭，可那車風馳而過。
彭小玲罵“他媽的”，繼續在街邊著急地張望。這條路距喧鬧的公園不過二三百米吧，卻顯得如此的空曠、安靜，路燈橘黃色的光芒透過斑駁的樹葉灑在彭小玲的臉上，那張臉蒼白、焦急，皺著眉頭，嘴唇在動著，不知嘟囔著什麼罵人的話，她的目光不再委靡，閃著一種病態的強光，加上她那一頭燙得略微彎曲、焗了點金黃色的亂發，還有她那一身黑裙，瘦長的身體，花蝴蝶拖鞋，她的姿勢是傾斜的稍息狀，雙手抱在胸前……她有點像個女瘋子。
我坐在樹蔭裏的石凳上，點了根煙，我倒一點不急了。人往往就是這樣，本來是大家都該著急的事，但倘若其中一人過分著急，就好像把另一個人的責任也承擔了過去，那這另一個人自然就安靜了下來，輕鬆了。我在人群中經常扮演這種輕鬆的角色，別人越急，我越冷靜，甚至看著那人著急的樣子，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小小高興，而我越是這樣，對方就會越急，這樣相反相成一冷一熱地不斷疊加，著急的一方就毫無選擇餘地地隻有把矛頭對準我了，所謂的“氣不打一處來”。
我像一個陰謀家一樣，利用客觀的一點小屁事，一步一步地誘使另一個人漸漸喪失理智最終愚蠢地爆發……彭小玲也終於不可避免地陷入這一悲慘境地了。
她不再遙望馬路的遠方，她回過頭來了……
29
現在，我已在遙遠的北京，時間也已過去數年，我對那個夜晚的敘述已了無心情。選擇“在深圳嫖”這一題材，不能不說是有某種炫耀的心理，起碼有“以題材取勝”的心理，這絕非良好的寫作切入點。
我在一個錯誤的取向上走了這麼多，該收場了。
它無法再觸動我，再激起我什麼。
像我這般生活在中國某古板乏味的城市中的青年應不算少，近些年來，無論有錢沒錢，都或多或少地沾過“雞”，尤其一開始，大家抑製不住“新鮮經曆”的炫耀欲，坐在一起話題就往這方麵扯，價錢、質量，大家神態各異，有笑眯眯的“過來人”的樣子，有因無中生有而隻能輕描淡寫一副羞於、懶於多談的樣子。我的朋友中大多數是對此並不感興趣，這之中又分兩類，一類是真看透了，對於“戲子無義，婊子無情”深有體會，此類人大多是小款、中款，一度是雞窩裏的常客；另一類如我這般因為錢、因為思想隻不過淺嚐輒止，沒嚐到什麼甜頭，隻有苦頭，當然就不感興趣了。
談“雞”最煩那種真的炫耀者，炫耀性能力是我們這個社會諸多愚蠢現象之一。
人類的許多行為都是在背離了初衷的情況下的胡鬧。
既然如此，倘若我跟彭小玲沒有那麼一次肉體的進入，我們在一塊相處的一天一夜，在我的頭腦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發覺我俗了，我會覺得遺憾，我發現我依然是那麼在乎那一次的“進入”，在乎那個發音節奏鮮明有力的詞彙所標明的那場行為，那個詞的音譯即發克蜜。自然彭小玲沒這麼說，這隻是我腦子裏的回響，從毛片中發出，印在我的腦海中，這確是一個鏗鏘悅耳的詞，朗朗上口，過耳不忘。
或許更重要的是，“肉體的占有”作為一個男人（現在大約也包括女人）的成功標誌已深深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中，我們的頭腦中有太多這樣謬誤的種子！小到一天三頓飯，睡眠八小時，穿皮衣，開汽車，大到亂砍濫伐製造原子彈，我們就是一群不問緣由不辨真偽的沒頭蒼蠅，我們甚至還不如！沒頭蒼蠅瞎撞，它們真著急呀，我們不僅不急，還自以為得計，愚蠢地竊喜著，攀比著，簡直是誰最愚蠢誰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