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觀念中，“零和”正在被“雙贏”取代，但是“雙贏”的背後卻蘊藏著更大的危機。對此，我們還沒有找到滿意的應對策略。既然不知道該往何處去，所以要常懷謙遜謹慎之心。
“零和遊戲”與“雙贏結局”
當你看到兩位對弈者時，你就可以說他們正在玩“零和遊戲”。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會有一個贏，一個輸，如果我們把獲勝計算為得１分，而輸棋為失１分，那麼，這兩人得分之和就是：１＋（－１）＝０
這正是“零和遊戲”的基本內容：遊戲者有輸有贏，但整個遊戲的總成績永遠為零。
“零和遊戲”受到關注，是因為人們發現在社會的方方麵麵都存在與“零和遊戲”類似的局麵，勝利者的光榮背後隱藏著失敗者的辛酸和苦澀。從個人到國家，從政治到經濟，似乎無不驗證了世界正是一個巨大的“零和遊戲場”。這種理論認為，世界是一個封閉的係統，財富、資源、機遇都是有限的，個別人、個別地區和個別國家財富的增加必然意味著對其他人、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掠奪，這是一個“邪惡進化論”式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進入２０世紀，人類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濟的高速增長、科技的進步、全球一體化以及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之後，“零和”觀念正逐漸被“雙贏”所取代，人們認識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損人”的基礎上，通過有效合作，皆大歡喜的結局是可能出現的。“你扒我的口袋，我扒你的口袋”遠不如“你搔我的背，我搔你的背”更可取。然而，在為人類“合作時代”歡呼的同時，我們應注意到，“零和遊戲”在人類生活的許多領域依然適用，而且，當它可能對我們自身有利時，我們也樂於接受它。（股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們投資股市，很少是為了獲得投資的回報，而是渴望在炒買炒賣中賺取差額，這樣，當一個人在股市上賺到錢時，意味著別人因此受了損失。）而且，如何在合作中找到各方滿意的方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距離真正的“合作時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獵人博弈的帕累托優勢
設想在古代的一個村莊有兩個獵人。為了簡化問題，假設主要的獵物隻有兩種：鹿和兔子。在古代，人類的狩獵手段比較落後，弓箭的威力也有限。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假設，兩個獵人一起去獵鹿，才能獵獲１隻鹿。如果一個獵人單兵作戰，他隻能打到４隻兔子。從填飽肚子的角度來說，４隻兔子算管４天吧，１隻鹿卻差不多能夠解決一個月的問題。這樣，兩個人的行為決策就可以寫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麼分別打兔子，每人得４；要麼合作，每人得１０（平分鹿之後的所得）。
兩個納什均衡，就是兩個可能的結局。那麼，究竟哪一個會發生呢？是一起去獵鹿還是各自去打兔子呢？這就和情侶博弈一樣，不能完全由納什均衡本身來確定。
比較（１０，１０）和（４，４）兩個納什均衡，明顯的事實是，兩人一起去獵鹿的贏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贏利要大得多。按照長期合作研究的兩位博弈論大師美國的哈薩尼教授和德國的澤爾騰教授的說法，甲乙一起去獵鹿得（１０，１０）的納什均衡，比兩人各自去打兔子得（４，４）的納什均衡，具有帕累托優勢。獵人博弈的結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優勢的那個納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獵鹿得（１０，１０）。
比起（４，４）來，（１０，１０）不僅是總額的改善，而且每個人都得到很大改善。這就是（１０，１０）對於（４，４）具有帕累托優勢的意思。關鍵是每個人都得到改善。
這裏要解釋一下何謂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優勢。帕累托（意大利經濟學家）效率準則是：經濟的效率體現於配置社會資源以改善人們的境況，主要看資源是否已經被充分利用。如果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須損害你或別的什麼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須損害另外某個人，一句話，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須損害別的人了，這時候就說一個經濟已經實現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還可以在不損害別人的情況下改善任何人，就認為經濟資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說已經達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獵人博弈”中，兩人合作獵鹿的收益（１０，ｌ０）對於分別獵兔（４，４）具有帕累托優勢。這是因為如果比較原來的境況（４，４），現在的（１０，１０）我們說境況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為定義，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況都不受損害的改善。
可是上麵的情況是假設雙方平均分配獵物，也就是說，兩個獵人的能力和貢獻差不多，但是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
如果一個獵人能力強、貢獻大，他就會要求得到較大的一份，這樣分配的結果就可能是（１４，６）或（１５，５），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能力較差的獵人的所得，至少要多於他獨自打獵的收益，否則他就沒有合作的動機。如果合作的結果是（１７，３），相對於分別獵兔（４，４）就沒有帕累托優勢，這是因為３比４小，乙受到損害。這樣，我們就不能說境況得到了帕累托改善。雖然１７比４多，改善了很多，１７＋３也比４＋４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３比４小，乙沒有改善反而惡化。所以站在乙的立場，（１７，３）沒有原來的（４，４）那麼好（第一個數代表甲的滿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個數代表乙的滿意程度或者得益）。如果合作的結果如此，那麼，乙一定不願合作。可見，帕累托改善是一種各方都認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犧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現實意義，也是目前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幾年前曾出過一本書，名為《改革正在過大關》，他指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關乎成敗的緊要關頭。改革開放的成就世人共睹，為什麼還要這樣說呢？
關於中國的成功有很多分析，有人認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避免了前蘇聯、東歐那樣一步到位的“振蕩療法”或“休克療法”，社會損失較小。深刻一點的分析，則說中國的改革是從體製外的改革開始，向體製內的改革發展等等。
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幾年為止，中國的改革進程大致上是一種帕累托改善的過程。雖然有一小部分人發了大財，社會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廣大人民的收人也多多少少在增加，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可是這種改善總要被帕累托效率代替：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為社會的發展付出代價。
例如目前的國企改革問題。國企效益不好，既有責權不分、經營不善的原因，也是因為計劃經濟下國有經濟一直承擔著“企業辦社會”的重任。企業辦社會，就一定會損失效率。兼辦社會的國有經濟，擔負著為改革開放提供安全網的作用。國有經濟不僅承擔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而且是億萬職工生計的保證。當私有企業、外資企業等“體製外”經濟輕裝上陣蓬勃發展的時候，國有經濟承擔了國家和政府的許多社會責任。
現在，改革已經向縱深發展，突出的問題是國有經濟如何適應市場競爭。當年，因為國有經濟分擔了國家和政府的重任，“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才得以進行下去。現在，很多“國企”已經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辦社會”更是難以為繼。一方麵是千萬工人下崗失業，另一方麵，社會保障製度又剛剛起步，無法承擔大任。這就造成了盡管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同時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卻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顯然，這對維護社會穩定和推動改革的深化是十分不利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審時度勢進行改革，多種渠道化解社會困難，把非帕累托進程的負麵效應控製在最小的範圍，是今後幾年關係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關鍵，也正是吳先生所說的“過大關”。
再分配的局限性
人們公認，平等是建設一個理想社會的目標之一。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采用了某種形式的再分配稅製，即富人多繳稅，國家用稅金提高社會福利，這是符合“邊際效用”原則的。
“籠中豬”博弈中，大豬所以寧願讓小豬多得益，正是因為它的得益大於成本，而小豬不願這樣做，也是因為成本大於其所得。既然富人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更多，那麼讓他們多承擔一些促進社會福利的事，也很公平。
這表現在製度上，就是稅率的差異，收入越高的人，稅率也越高。比如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美國所得稅的最高稅率超過７０％，而瑞典等北歐“福利國家”就更高。不過，到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高稅率的弊端逐漸顯現，因此，許多國家將最高稅率大幅度下調。
降低稅率的主要動機，源於高稅收對工作的激勵的損害作用，即努力工作的人並不比遊手好閑的人幸福多少。
現在，一方麵存在更大的積累財富的激勵，另一方麵出現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當然，不平等的背後有很多原因，所得稅隻是消除這種症狀的一個生硬的工具，而不是原因。考慮一下，導致不平等的原因是什麼，而這些原因對設計一個理想的稅製又有什麼影響？實施這一理想體係會有什麼問題？這一體係與現有體係相比有什麼區別？
我們從研究導致經濟不平等的一些原因著手。首先是運氣。有兩種運氣。有些人生來就比別人多了某種天才或優勢。即便在這些方麵起步平等的人，運氣也會青睞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許多人以為，運氣產生了某種不平等，這是不公平的，用於平衡這類優勢的稅製得到了廣泛支持。
其次是努力。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當人們對稅製損害工作的激勵的說法表示同意的時候，他們通常是指提供努力的激勵。假如政府決心抽取相當大一部分的勞動成果，誰還願意努力工作呢？許多人還認為，人們應該有能力保留自己的勞動果實的說法在道義上也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假設政府希望做到既能從每一名公民的勞動果實中至少抽取一部分，又不會損害工作的激勵。如果收稅者分辨得出每一個人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到這一點當然毫無問題。每個人應該上繳的稅款數目可以直接與他付出的努力掛鉤，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性的稅製，目標針對那些努力程度未能達到理想水平的人。
不過，實際上我們很難對成千上萬工人的努力進行監控。他們可能每天按時上下班，但他們可能漫不經心，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工作質量，哪怕是製定了非常嚴厲的懲罰措施。
人們還發現，要在毫無物質激勵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質量，簡直難於登天。它使人們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在前蘇聯，工人中有這樣一句話描述自己和政府：“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支付我們的工資。”
２０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指出：絕對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必須的。無論是科技進步、商品生產和生活提高，都不可能是齊頭並進，而是由少數人向多數人的不斷擴展。如果不允許少數人提前享受進步成果，多數人的共同進步也就無從談起。
為什麼“重農抑商”
經濟學思想史上，人們對於一個經濟如何才算是有效率的，一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孔子的“不患寡，患不均”，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知道，隻講求平均，很難作為效率的標準。可以說，效率是經濟學中最富爭議的一個概念。
古代中國人不知“帕累托效率”為何物，但卻似乎早就將這一法則爛熟於心。一般認為，“重農抑商”思想是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這一思想中居然也有“帕累托效率”的影子。古人認為：商業隻是“五馬換六羊”的交換，商業活動本身不創造任何價值，一些人因商業致富，必然有一些人因商業“致窮”，這也就是為什麼商人在中國總是和“為富不仁”、“巧取豪奪”之類的負麵形象聯係在一起，中國人的“仇富”心理如此普遍的原因。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商業活動是能夠創造價值的：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生產和消費（如一個獵人在沒有商業活動的情況下，他每天打獵的成果隻要夠果腹就行了，打得多了也隻能白白爛掉，如果有一個市場，他就可以把多餘的獵物賣掉，換成錢再買別的東西）、有助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等。但是這些隻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有發展空間，還沒有達到“帕累托效率”。所以說，古人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隻是擔憂得早了一點。
哈丁公用地悲劇
既然“公平”難免損害效率，為了避免帕累托效率的影響，似乎惟一的出路就是“開源”：通過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把蛋糕做大”實現帕累托改善，可是一方麵，這隻是緩解了、而不是解決了帕累托效率問題，另一方麵，它又把我們帶進了一個更大的麻煩——公用地悲劇。
美國學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響力的文章裏提到，不加限製的個人選擇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哈丁舉了這樣一個具體事例：一群牧民麵對向他們開放的草地，每一個牧民都想多養一頭牛，因為多養一頭牛增加的收益大於其購養成本，是合算的，盡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頭牛可能使整個牧區的牛的單位收益下降。每個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幾頭牛，草地將可能被過度放牧，從而不能滿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餓死。這就是公共資源的悲劇。
悲劇在於每一個人都陷入了一個體係而不能自拔，這個體係迫使他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裏無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個信仰平民自由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從而毀滅將成為大家不能逃脫的命運。
他按照這一思路討論了人口爆炸、汙染、過度捕撈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等問題。他的結論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須意識到有必要限製個人作出這些選擇的自由，接受某種“一致讚成的共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