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這種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麵，以上文章對新貸款與續新貸款的分類定義有所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結論（Billett，Flannery，and Gar nkel，1995）。另一方麵，以上文獻研究了不同國家上市企業的股價反應，Boscaljon and Ho（2005）指出，不同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同，企業的融資結構各有差異，因此企業股價對這兩類貸款公告的反應會有國家差異。Boscaljon and Ho（2005）利用亞太地區1991-2002年銀行貸款數據證實了這一結論。因此，企業獲得貸款的股價效應並沒有一致的結論，需要進一步研究。
研究我國上市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股價效應的文章較少。沈紅波、張春與陳欣（2007）通過研究我國上市企業銀行貸款公告的股價反應來檢驗自由現金流假說（Jensen，1986）與優序融資假說（Myers and Majluf，1984）。由於研究的需要，沈紅波、張春與陳欣（2007）隻選取了2005年我國上市企業的銀行貸款數據作為樣本，因為2005年由於股權分置改革，股權融資渠道被叫停，銀行貸款是上市企業主要的外部融資渠道，為檢驗兩種假說提供了良好的“準實驗”平台。然而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檢驗銀行信貸市場上轉移成本的存在性，必須要考慮上市企業在擁有其他外部融資渠道的情況下，銀行貸款的股價效應如何。而且，由於我國特殊的金融市場與資本結構使得不同特征的企業與貸款銀行的特征都會對股價效應產出影響。因此本文在沈紅波、張春與陳欣（2007）基礎上考慮了不同時期（2000-2008年），不同特征企業與銀行對超額收益的影響。
三、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鑒於在銀行信貸市場上，企業麵臨的轉移成本具有不可觀測性。為了檢驗轉移成本的存在，我們將貸款分為續新貸款與新貸款兩類，我們的研究重點在於分析企業獲得續新貸款或新貸款後，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超額收益的差異性。如果與新貸款相比，續新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超額收益顯著高於新貸款，那麼我們就可以證明，在銀行信貸市場存在轉移成本。
與新貸款相比，續新貸款公告事件區間內股票的超額收益較高，我們將兩者的超額收益差額稱之為“企業信用溢價”。這主要是由續新貸款與新貸款所反映出的企業信用狀況決定的。根據Billett，Flannery，and Gar nkel（1995）對新貸款與續新貸款的定義，企業獲得續新貸款，反映出企業與銀行之前的貸款業務信用狀況良好，由於業務關係較長，銀行擁有更多企業的私有信息，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發展潛力及以往的信用記錄比較了解。因此，銀行向企業發放續新貸款有兩種效應：一方麵向外部投資者，特別是企業的中小股東釋放積極的信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中小股東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這種“信號效應”使得中小股東投資企業的意向增強，反映在股票收益方麵就是能給股東帶來超額收益（Lummer，S.L，and J.J.McConnell.1989）。另一方麵，與新貸款相比，續新貸款的貸款銀行對企業的信用狀況、經營狀況與管理能力等“軟信息”了解的比較充分，在貸款之前的甄別、審查及貸款之後的監督成本較低，基於此，銀行在貸款的價格——貸款利率及其他貸款條款方麵會給企業以優惠條件，比如，貸款額度提高、貸款期限延長、對企業抵押擔保要求降低等。這些優惠條件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給企業帶來“成本效應”，這一效應反映在股票收益方麵也是增加超額收益。續新貸款公告的“信號效應”與“成本效應”對公告事件區間內的超額收益預測是一致的，基於以上理論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在其他公司特征與貸款特征相同的條件下，獲得續新貸款的公司，在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其股票超額收益顯著高於新貸款。
自Lummer，and McConnell（1989）首次將貸款分為新貸款與續新貸款，並實證發現續新貸款公告事件區間內超額收益顯著高於新貸款後。之後的一些學者結合公司特征與貸款特征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貸款公告股價效應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不一致。一些文獻發現續新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高於新貸款，支持了Lummer，and McConnell（1989）的觀點。另一些文獻卻得出不同的結論，發現續新貸款與新貸款的超額收益均為正，且兩者差異較小。Boscaljon，B，and C.C.Ho.（2005）對這些分歧進行解釋，並提出，續新貸款與新貸款的對股票超額收益的影響要受其他特征變量的影響。基於以上發現，我們提出了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隨公司特征與貸款特征變化而變化的假設。具體研究假設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