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６８年人”的敵對，為始料所不及。
１９６８年遺產
中國的“文革”和西方的１９６８年運動給參與其中的年輕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個人在二十歲上下的經曆、思想和感情會產生終身的影響，還會形成某種社會性遺產，影響好幾代人。
首先需要指出，盡管時間隻過去了四十年，但曆史已經表明，那場運動並不具有當初青年學生認為的意義，即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那時青年學生以為，６０年代的運動將深刻地改變曆史，既改造了社會、政治和文化，又改變了人本身，自己就將成為與舊的一切決裂的“新人類”。法國學生以為１９６８年的五月風暴可以和１７８９年、１８４８年、１８７０年的事件媲美；中國學生以為“文革”完全可以與１９１８年的十月革命和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提並論。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的“文革”是浩劫，是人類文明的逆流，西方的造反充其量是毀譽參半的曆史插曲。
不能把西方青年學生的造反說成是青春期的任性妄為，他們的不滿有複雜的社會原因，造反的目標沒有實現，但造反運動的發生卻極大地刺激和促成了民主社會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如果說，西方的激進運動起因於對現代工業社會和工業文明的不滿，運動的結果是大大地促進了後現代主義的流行，那麼，中國的“文革”則導致青年學生的思想主流堅決認同現代化價值，因為“文革”雖然以“新”為自我標榜，卻始終充斥著個人迷信的腐臭和專製主義的殘忍，中國的“６８年人”到頭來認識到，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騙人的神話，中國仍然需要科學、民主、理性與啟蒙。
在“文革”結束之後，“６８年人”成了新一輪現代化運動的中堅力量，對於改革開放政策，他們衷心地擁護，支持得最堅決。對舊體製的弊病，對“左”的路線和政策的危害，他們認識最清醒，抵製最得力。這是用青春和熱血換取的寶貴認識。
中西“６８年人”也有共同之處，因為經曆了社會性造反運動，他們具有不畏懼權威、思想大膽、精神獨立的特色。大人物的光環消失了，輿論的壓力不是那麼可怕，大多數人的反對也不在話下。他們比上一代人有更大的決心和能力不一定依靠體製生活，把自由和獨立看得比安穩與舒適更重要。
中西“６８年人”破除了舊的偶像和教條，但難於在人生觀和世界觀方麵樹立新的價值與意義，很多人沒有固定的目標和參照對象，一些人誇張地回歸傳統，但往往顯得並不沉穩、堅實，也許那不過是源於曾經投身於破壞之後的悔恨與自我安慰。當然，這也使他們容易接受文化多元論，在當前這個多元主義盛行的世界，他們的心理準備是充分的，而且，他們的失望出自極度的理想，而理想在他們心中不會火焰全滅而不留一點餘熱，所以他們的多元主義不至於淪為徹底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中國的“６８年人”還要在兩個方麵與虛幻的遺產鬥爭。一方麵，那些“文革”開始時尚在童稚之年的小孩當年隻樂於無人管教的自由和隨時發生打鬥的刺激，現在不斷炮製“陽光燦爛的日子”這種神話；另一方麵，新左派和沒有反思能力的造反者緬懷和宣揚當年“大民主”、“打倒特權”的神話，把現實的弊病曲解為“文革”所反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有責任講述真實的曆史，讓１９６８年的遺產實現其價值。
原載《南方都市報》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