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彼此並不知道對方是“６８年人”，但很驚奇盡管有相同的年齡和相似的地位，卻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觀點正相對立。比如，西方的“６８年人”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充滿不滿和批判，中國的“６８年人”卻對之讚揚、羨慕，強調其先進和優越的一麵；西方的“６８年人”把“革命”、“造反”當成褒義詞掛在嘴邊，而中國的“６８年人”卻羞於提及它們，偶爾用到，也不免帶上貶義。直到一方一往情深地談到中國的“文革”和西方的學生造反，而另一方不假思索地使用“浩劫”、“狂熱”、“上當受騙”等語詞，大家才突然明白雙方有共同的經曆，對於那段曆史，一方是肯定和懷念，一方是否定和譴責。
中國的“６８年人”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當時的意識形態，對於產生“文革”的社會、文化條件，有一個從狂熱盲信到批判否定的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有些人的轉變除了親身經曆，主要是因為官方對於“文革”的定性，而更多的人轉變看法，包括對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的否定，並不來自簡單地追隨官方決議，而是來自自己的思索和反省。
刺激中國“６８年人”反省的，有１９６８年運動後期對參加造反的清算，有上山下鄉對中國現實的真實了解，有林彪事件的嘲弄，他們痛苦地反省，艱難地閱讀、思考，一步一步地告別原來的信念，向人類主流文明和價值回歸。而西方“６８年人”在造反失敗之後回歸自己社會的主流價值時沒有經曆我們那麼多的彷徨、掙紮，沒有人處罰他們，他們也就沒有必要以深刻的反思來折磨自己，其結果是，他們回歸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歸後的一切好處，靈魂深處卻不願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經曆。就像讓皮埃爾·勒·戈夫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無奈的遺產》一書中所說，很多參加１９６８年運動的人對過去發生的事沒有任何反思，在８０年代明顯地轉向，他們的立場使新的幾代人迷失方向。
我與一位日本教授的思想交鋒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社會兩個極端的“６８年人”的對立，他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專門研究中國的“文革”，和我年齡相當，在１９６８年日本左派學生的造反運動中，他曾是積極分子。
我們是在他下榻的北京飯店交談的，時間大概在１９９６年。他一開始就極口讚揚中國的“文革”，譴責抓捕“四人幫”，批評改革開放政策。我舉出各種事例和數據來反駁他，比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殺，被冤假錯案牽連的人數，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等等。
我提到了“文革”中最慘烈的事件——遇羅克和張誌新之死，這位教授畢竟是專家，他對這些史實也很熟悉。但他突然得意起來，自以為找到了反駁我的證據：
“你們中國人中間產生了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家、烈士，多麼了不起啊！但是，如果沒有文革，就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英雄啊！”我幾乎無言以對，這樣的邏輯！我最後說：照你的說法，我們應該稱讚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沒有它的迫害、侵略，不會有那麼多為反抗而犧牲的英雄！
除了直接與西方的“６８年人”交鋒，我還經常間接地與他們交手。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漂洋過海到西方留學的中國青年中，有一些學社會科學的學子投到了一些著名教授的門下，他們正是當年參與造反的“６８年人”。這些導師早已把自己的造反經曆升華為學術理論，非常高興和賣力地把這些理論灌輸給來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西方的優越條件和話語霸權保證了“革命思想”的傳承，這些洋博士們囫圇吞棗地咽下種種最時髦的洋理論後，又賣力地在西方和中國的大學中和刊物上販賣，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