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認清衝突的根本性質，對於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對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未來，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文明衝突的時代已經來臨？
進入新千禧年前後，中國人逐漸感覺到自己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日益明顯和頻繁。中國申請主辦２０００年奧運會失敗是一個典型的事例，人們的信心之足、期望之高與失敗後挫折感之強、悲憤之深形成鮮明對照，許多人開始感到，中國是處在一個有敵意的世界中。
申奧的失敗很容易使人想到這是中華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衝突，因為這不是經濟利益的爭奪，也不是軍事力量的比拚；如果說北京代表了古老的中國文明——我們的申奧宣傳一直這麼說，我們也一直認為北京的優勢和打動人的地方正在於此，那麼申奧競爭中，中國麵對的是西方世界的堅固聯盟，它運用強大的影響力，以微弱優勢戰勝中國在非西方世界組成的支援隊伍。
緊接著，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響的論文《文明的衝突？》，把冷戰後全球範圍內的基本衝突歸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並且把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看成是最主要的衝突之一（另一最主要的衝突是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當時華文世界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持否定態度，強調儒家文明的核心是重視和諧，不會與其他文明發生衝突。
時隔十年，情況有了變化。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持續增強和在地區及世界範圍內影響力的增加，我們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樣諱言我們與其他人的區別和衝突。
由於我們還不太習慣於正視經濟衝突，不太願意談論政治衝突，於是議論得最多的就是文明或文化的衝突。這樣做比較安全，可以在文化相對主義的概念中回避掉一些敏感問題。另外，中國人似乎特別熱衷於文化決定論，把物質層麵或製度層麵的問題放到文化層麵來說，似乎會達到某種深刻性。
但是，在文明衝突論可能在中國甚囂塵上之際我們應該自問，中國麵臨的與外部世界的衝突真是文明的衝突嗎？再以申辦奧運會為例，時間隻過了八年，我們的第二次申奧輕鬆獲勝。文明或文化是相當穩定的，其變化發展十分緩慢，如何解釋兩次申奧結果的巨大差別？其實，不要自我欺瞞就可以發現，第一次申奧失敗與文明的衝突沒有多大關係，競爭中勝負是常事，決定勝負的因素有很多，不然怎麼解釋最近一次申奧倫敦與巴黎、紐約的競爭？如果正視現實，我們應該老實承認，中國第一次申奧的時機非常不合適。由於在此之前發生的巨大風波，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處於最低點。八年的時間對於文明或文化的改變毫無意義，但對於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卻不算太短。
從兩次申奧的例子可以看出，以文明的衝突來解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不協調是似是而非的。
當代中國屬於什麼文明？
不論是亨廷頓還是中國的文明衝突論者，都預設了一個前提：當代中國屬於傳統的儒家文明，文明的衝突是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這個前提正確嗎，符合實際嗎？
人們怎麼可以忘掉這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事實：從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中國的社會性質、政治製度、文化形態、教育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形成了曆史性的斷裂？正像以前最流行的說法：“新舊社會兩重天”，這種狀況至今並沒有改變。
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宣布為“封建主義文化”，成了批判對象，青少年再也不能從大、中、小學的語文教育中學習《大學》、《中庸》、《論語》、《四書》、《五經》等典籍，了解傳統文化和學術。當然，也有“暮投石豪村，有吏夜捉人”之類的少量古代詩文，但這偶爾的點綴完全改變不了幾代人與傳統文化隔膜的事實。
不要說一般青年，連文科教授、知名學者和作家也對中華文明的基本內涵所知甚少，前不久發生的清華大學校長、人民大學校長在歡迎台灣親民黨主席、新黨主席的儀式上表現出來的對中國文化基本常識的無知與出醜，就很說明問題。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的校長尚且如此，遑論廣大群眾？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以北京大學為中心，興起了一陣國學熱，但由於主流意識形態陣營中有人指責和追究國學倡導者的動機，這股熱潮隻冒頭幾個月就無疾而終。到了新世紀，國學熱再度出現，人民大學開辦“國學院”在媒體上炒了一陣，但終歸是吆喝聲大，埋頭苦幹者少，而實績更是看不到。就算作最樂觀的估計，傳統文化的全麵複興，在可以遇見的將來也是無法期望的。因此，現在談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少說也提前了半個世紀。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屬於什麼文明形態，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說不清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