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還想深入地分析一下有些文學家堅信不疑的說法：民族的苦難會誕生優秀的作品，國家不幸詩歌幸。王安憶的今昔對比，和以上說法有關係。有人把沙俄時代的殘暴專製與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偉大文學成就作對比，力圖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文藝創作起負麵作用，似乎匱乏甚至苦難的生活也有某種可取之處，甚至是精神發展、文化繁榮的必要條件。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苦難與文學繁榮昌盛或衰落並沒有必然關係。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時代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物質繁榮和文學、文化的昌盛是同時並進的。“文革”的匱乏與苦難並沒有使中國產生不朽的文學作品。
作為王安憶的同齡人，我有與她相同的自豪。在“文革”全國武鬥期間，在下鄉勞動的艱苦日子中，我們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沒有停止，反而非常強烈。我記得，當時為了借閱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可以走三四十裏的山路。為了反複閱讀一些經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時代》幾乎整本抄寫下來。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個改革開放以前，和現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輕的一代人中，文學欣賞水平和文化教養，現在比過去要高得多。說到底，促使王安憶發出感慨的強烈對比是；以前在幾乎沒有條件，甚至危險的情況下，還有極少數人頑強地追求，而現在條件大大改善了，文學名著幾乎應有盡有，伸手可及，但許許多多的人卻無所追求。但我認為，從總體上說，並不是今不如昔，條件的巨大差別無論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視。如果說，現在許多人沉溺享樂是人性和環境的自然產物，那麼有不少人能欣賞文學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認，從某種角度看，在社會轉型期確實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問題，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主張，為了拯救某些人的審美情趣，我們需要放慢經濟建設的速度，減緩實現現代化的努力呢？我認為絕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過程，從本質上說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是一個從前現代形態轉化為現代形態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根本特點，是人與人的關係從身份製變為契約製，人們有更多的自由，為自己的前途進行設計和選擇。前現代化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特征是，人們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選擇的東西束縛。比如你是農民，就天生比城裏人矮一截。你沒有戶口，不能享受勞動保護和醫療衛生福利。現在的情況好多了，在我年輕的時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糧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憑票供應，根本沒有農民的份。農民想進城，沒有生產隊開證明就寸步難行：旅館不讓住，即使你有親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戶口就說你非法，馬上滾蛋。在這個方麵，一個生產隊的隊長就可以像一個小皇帝，控製了你的行動自由。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根據家庭出身分為三六九等，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團、入黨、就業、參軍、升學各個方麵受到歧視，自己的努力不算數，也就是說，你學習再好，工作表現再好，也沒有什麼用處。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達理，你還有一點希望，如果你碰到“堅持原則”的人，那麼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所以說，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決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決定的。在那樣的歲月，我時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我為什麼沒有一個好爸爸？”現在，身份對人的束縛正在開始解脫，你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吃飯，隻要錢，不要糧票。如果你得罪了上級，你可以調離或跳槽，就像古人說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至於一輩子待在一個地方挨整、受氣。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身份製時代，可以產生燦爛的文化。比如古希臘是奴隸製，但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這樣的偉人。在中國的清代，產生了《紅樓夢》這樣的不朽著作。在身份製之下，以千百萬人的不幸，供養了少數養尊處優的人，其中極少數有教養、有天分的人創造出一些傳世之作。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承認，以契約製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取代前現代的身份製社會，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曆史進步。現在在中國，有數千萬的農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動機會，到城市打工謀生。也許，有人會說，目前城市裏的農民工閱讀的刊物比較低俗，沒有美學價值，他們會為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但是，我認為最根本的標準是自由，農民自由流動機會的增加，是每個關心人民群眾的人——尤其是作家——應該歡欣鼓舞的事，我們不能強迫農民束縛於土地，同樣，他們愛看什麼小說，也是他們的自由。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榮，是在所有的人獲得自由選擇權，獲得基本的溫飽之後。等級製、身份製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動，是不健全，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