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知道，王安憶感覺到的問題，不僅是發生在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的特殊問題，而且是時代性、世界性的普遍問題。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征服外界和得到更多物質利益的力量就大大增強。人們越來越忙碌，越來越想抓住過好日子的機會，越來越離開自己的內心生活。不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親戚相聚，朋友見麵，如果沒有唱卡拉ＯＫ的節目，沒有用看電視來打發時間，往往會覺得有沒話找話的困難。我去年遊覽了奧地利的維也納和莫紮特的家鄉薩爾茨堡，看見在歌劇院、音樂廳前，有不少身穿華麗古裝的人在推銷歌劇和音樂會票，但很難賣出去，不論本地人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行色匆匆，對高雅藝術缺乏興趣。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人們要去酒吧、度假村和旅遊地，而古羅馬哲學家兼皇帝安東尼在《沉思錄》中說：“人們常常喜歡去海濱、山麓或人跡罕至的地方修養。然而這隻是一種庸俗的想法，因為隻要你願意的話，你本來就有能力退隱到你的心靈中去。
一個人心靈中如果思想寧靜、心境和諧，便是世界上最幽靜的地方。”確實，以教養和風雅為榮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以沉湎於內心生活，追求內心生活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
其次，應該看到，文學、藝術活動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多樣化，人們的精神追求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得到滿足，比如，看畫展、聽講演、看電影、上網聊天等等，審美情趣不僅僅表現為閱讀小說，我們可以理解作家和文藝刊物編輯因為小說、雜誌賣不出去的苦衷，但我們不能同意他們單純以是否閱讀小說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教養和情趣的標準。在封閉和文化禁錮的年代，人們什麼也不能幹，剩下的隻有看小說，要把這單純地說成是好事，或者主要的是好事，恐怕不合情理。
其實，能讀到好小說的人隻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因為讀禁書遭罰甚至受難的人也不在少數。
第三，應該了解中國教育、升學製度的特殊性，現在的升學製度被人們叫做“新科舉製”，這個製度對個人藝術修養和精神文化追求往往起到抑製作用。中國學生可能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學生，處於更殘忍的競爭和更無情的升學壓力之下，他們不得不把本來應該用來閱讀小說和從事各種修身養性功夫的時間用在完成大量的作業、練習，應付一個接一個的考試上麵，用在考ＴＯＦＬＥ和ＧＲＥ上麵。
這不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特有的問題。
盡管可以對王安憶命題作一些限定，但我覺得總的來說她的看法成立。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精神文化狀況和歐洲資本主義初期發展階段，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處：比如金錢至上的傾向，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泛濫；愛好、情趣的低下，精神麵貌、語言的粗鄙化；追逐時髦和流行式樣。我近年來在歐洲、美國等一些國家任教、作學術訪問或者旅遊，我認真地觀察、比較過，我認為，我國的年輕人讀小說的愛好確實不如歐美青年，他們的課餘愛好、職業考慮、上大學的專業選擇等等，功利色彩要強得多。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遇到很多中國學生，和他們交談過，他們的專業選擇和今後的職業考慮基本上隻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國際”，一個是“貿易”或“經濟”。我從來沒有碰到過學文學或者哲學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