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紀念館的牆上和櫥窗裏還有梁、林當年為大同所繪的古建圖，嚴格的尺寸、詳盡的數據、漂亮的線條，還有石窟中那許多婀娜靈動的飛天。真不知道當時在蛛網如織、蝙蝠橫飛、積土盈寸的大殿裏，在昏暗的油燈下，在簡陋的旅舍裏，他們是怎樣完成這些開山之作的。這些資料不隻是為大同留下了記錄，也為研究中國建築藝術提供了依據。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飽受戰亂之苦又飽覽古建之學的梁思成極為興奮。他想得很遠，九月開國前夕，他即上書北平市長聶榮臻將軍，說自己“對於整個北平建設及其對於今後數十百年影響之極度關心”，“人民的首都在開始建設時必須‘慎始’”，要嚴格規劃，不要“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他頭腦裏想得最多的是怎樣保存北京這座古城。當時保護文物的概念已有，但是，把整座城完好保存，不破壞它的結構布局，不損失城牆、城樓、民居這些基本元素，這卻是梁思成首次提出。他曾經設想為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在其西邊再另辟新城以應首都的工作和生活之需；他又設想在城牆上開辟遺址公園，“城牆上麵，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你看，他的論文和建議，也這樣富有文采，可知其人是多麼純真浪漫，這就是民國一代學人的遺風。現在我們在紀念館裏還可以看到他當年手繪的城頭公園效果圖。但是他的這個思想太超前了，不但與新中國翻身後建設的狂熱格格不入，就是當時比較發達、正亟待從戰火中複蘇的倫敦、莫斯科、華沙等都市也無法接受。其時世界各國都在忙於清理戰爭垃圾，重建新城。剛解放的北京竟清理出三十四點九萬噸垃圾、六十一萬噸大糞，人們恨不能將這座舊城一鍬挖去，他的這些理想也就隻能是停留在建議中和圖紙上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多年間，北京今天拆一座城樓，明天拆一段城牆。每當他聽到轟然倒塌的聲響，或者鍬鎬拆牆的哢嚓聲，他就痛苦得無處可逃。他說拆一座門樓是挖他的心，拆一層城牆是剝他的皮。誠如他在給聶榮臻的信裏所言，他想的是“今後數十百年”的事啊。向來，知識分子的工作就不是處置現實，而是探尋規律，預示未來。他們是先知先覺，先人之憂，先國之憂。所以也就有了超出眾人，超出時代的孤獨，有了心憂天下而不為人識的悲傷。
一九六五年，他率中國建築代表團赴巴黎出席世界建築師大會，這時許多名城如倫敦、莫斯科、羅馬在戰後重建中都有了拆毀古跡的教訓，法國也正在熱烈爭論巴黎古城的毀與存。會議期間法國終於通過了保護巴黎古城另建新區的方案。而這時比巴黎更古老的北京卻開始大規模地拆毀城牆。消息傳來，他當即病倒。回國途中他神誌恍惚，如有所失，過莫斯科時在中國大使館小住，他找到一本《矛盾論》，把自己關在房子裏苦讀數遍，在字裏行間尋找著，希望能排解心中的矛盾。一年後，“文革”爆發，北京開始修地鐵，而地鐵選線就正在古城牆之下，好像專門要矯枉過正，要懲罰保護，要給梁思成這些“城牆保皇派”一點顏色看，硬是推其牆、毀其城、刨其根，再入地百米，鋪上鐵軌，拉進機車，終日讓隆隆的火車去震擾那千年的古城之根。這正合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革命口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算是挖了古城北京的祖墳。記得那幾年我正在北京西郊讀書，每次進出城都是在西直門城樓下的公交車站換車，總要不由仰望一會兒那巍峨的城樓和翹動的飛簷。如果趕在黃昏時刻那夕陽中的剪影，總叫你心中升起一陣莫名的感動。但到畢業那年，樓去牆毀，溝壑縱橫，黃土漫天。而這時梁思成早已被趕出清華園，經過無數次的批鬥，然後被塞進舊城一個胡同的陰暗小屋裏，忍受著冬日的寒風和疾病的折磨，直到一九七二年去世。辛棄疾晚年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他曾自嘲自己的姓氏不好，“艱辛做就，悲辛滋味，總是辛酸、辛苦”。梁先生是熟悉宋詞的，他晚年在這間房子裏一定也聯想到自己的姓氏，真是淒涼做就，悲涼滋味，涼得叫他徹心徹骨。這是他在這個生活、工作，並拚命為之保護的城市裏的最後一個住所，就是這樣一間舊房也還是租來的。我們偉大的建築學家，研究了中國古往今來所有的房子，終身以他的智慧和生命來保護整座北京城，但是他一生從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