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兒童的人命價值觀念可以改進麼，他看那《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裏的那些殺人事件？
至於《豌豆上的公主》，‘這在批評者看去似乎不但是粗俗而且還很荒唐，因為兒童看了或者會吸收這種錯誤觀念，以為那些貴婦人真是這麼了不得的皮薄的。’
《小伊達的花》算是比較的沒有弊害，但是可惜，這裏邊也沒有道德教訓！
那位先生於是在末尾勸這有才能的著者要記住他的崇高的職務，勿再這樣浪費他的光陰。
第二個批評差不多也是同樣的口調，但是著力說明這樣用口語寫文章之無謂，因為這總該把難懂一點的東西去給兒童，那麼他們會努力去想懂得。這才是兒童們所尊重的。否則就會使得他們有機會自尊起來，隨意批評事情，這於兒童是極有害的事。他勸安徒生不要這樣的弄下去，但是那批評家摩耳貝克剛才印行了一本故事集，這是文章作法的模範，而且也指示出教訓來，這就是在童話裏也還該有的。
一世紀後蘇維埃政府阻止學校裏讀童話，理由是說童話頌揚王子與公主。”
在一百年前，這樣子的批評其實是不足怪的。可怪的隻是有安徒生這種天才，突然地寫出破天荒的小故事，把世人嚇一跳，然而安徒生自己卻也並不知道，他被人家這麼教訓了之後，也就想回過去做他的小說，這些“勞什子”放棄了本來並不覺得可惜。大家知道歐洲的兒童發見始於盧梭，不過實在那隻可算是一半，等到美國史丹來霍耳博士的兒童研究開始，這才整個完成了。十八世紀在文學上本是一個常識教訓的時代，受了盧梭影響的兒童教育實在也是同一色彩，給兒童看的書裏非有教訓不可，這正是當然的道理。舉一個極端的例，我在《縊女圖考釋》中引用法國戴恩的話，說王政複古時的英國人將克林威耳等人的死體掛在絞架上，大家去看，我加以解說道：
“但是這種景象也有人並不以為可嫌惡，因為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紀時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兒童文學的作者如謝五德太太（Mrs．Sherwood）便很利用絞架為教科。哲木斯在《昨日之兒童的書》（一九三三年）引論中說，他們誠實的相信，惡人的公平而且可怕的果報之恐嚇應該與棍子和藥碗天天給孩子們服用，這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泰鬥聽了是會很感到不安的。這恐怕是實在的，但在那時卻都深信絞架的價值，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錯。現在且舉出謝五德太太所著的《費厄卻耳特家》為例，兩個小孩打架，費厄卻耳特先生想起氣是殺人媒的話，便帶領他們到一個地方去，到來看時原來是一座絞架。‘架上用了鐵索掛著一個男子的身體，這還沒有落成碎片，雖然已經掛在那裏有好幾年了。那身體穿了一件藍衫，一塊絲巾圍著脖子，穿鞋著襪，衣服一切都還完全無缺，但是那屍體的臉是那麼駭人，孩子們一看都不敢看。’這是一個殺人的凶手，絞死了示眾，直到跌落成為碎片而止。費厄卻耳特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一陣風吹來搖動絞架上的死人，鎖索悉率作響，孩子們嚇得要死，費厄卻耳特先生還要繼續講這故事，於是圓滿結局，兩個小孩跪下禱告，請求改心。”
這樣看來，安徒生的做法確是違反文學正宗的定律的了。可是正宗派雖反對，而兒童卻是喜歡聽。浪漫主義起來，獨創的美的作品被重視了，兒童學成立，童話的認識更明確了，於是出現了新的看法，正宗的批評家反被稱為驢似的蠢了。但是，那些批評在中國倒是不會被嫌憎的，因為正宗派在中國始終是占著勢力，現今還是大家主張讀經讀古文，要給兒童有用的教訓或難懂的主義，這與那兩個批評是大半相合的。在世界也是思想的輪回，宗教與科學，權威與知識，有如冬夏晝夜之迭代，中國則是一個長夜，至少也是光明微少而黑暗長遠。安徒生在西洋的運命將來不知如何，若在中國之不大能站得住腳蓋可知矣，今寫此文以紀念其四篇亦正是必要也。
（二十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