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新聞出帝城，傳來令甲更文明，曝簷父老私相語，未敢雌黃信口評。”定本則雲：
“欲知古事讀舊史，欲知今事看新聞，九流百家無不有，六合之內同此文。”注雲：
“新聞紙以講求時務，以周知四國，無不登載，五洲萬國如有新事，朝甫飛電，夕既上板，可謂不出戶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於邸報，其體類乎叢書，而體大而用博則遠過之也。”此注與原本亦全不同。以詩論，自以原本為佳，稍有諷諫的風味，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或更引起讀者的共鳴，但在黃君則讚歎自有深意，不特其去舊布新意更精進，且實在以前的新聞亦多偏於啟蒙的而少作宣傳的運動，故其以叢書（Encyclopedia）相比並不算錯誤。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論詩雲：
“幾人漢魏溯根源，唐宋以還格尚存，難怪雞林賈爭市，白香山外數隨園。”注雲：
“詩初學唐人，於明學李王，於宋學蘇陸，後學晚唐，變為四靈，逮乎我朝王袁趙張（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隨我風氣以轉移也。白香山袁隨園尤劇思慕，學之者十八九，小倉山房隨筆亦言雞林賈人爭市其稿，蓋販之日本，知不誣耳。七絕最所擅場，近市河子靜大窪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稱絕句名家，文酒之會，援毫長吟高唱，往往逼唐宋。餘素不能為絕句，此卷意在隸事，乃仿《南宋雜事詩》《灤陽雜詠》之例，排比成之，東人見之不轉笑為東施效顰者幾希。”日本人做漢詩，可以來同中國人唱和，這是中國文人所覺得頂高興的一件事，大有吾道東矣之歎。王之春《東遊日記》卷上光緒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紀與黃公度參讚相見，次日有題《日本雜事詩》後四絕句，其四雲：
“自從長慶購雞林，香爇隨園直到今，他日新詩重譜出，應看紙價貴兼金。”即是承上邊這首詩而來，正是這種意思，定本卻全改了，詩雲：
“豈獨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橫馳，不知近日雞林賈，誰費黃金更購詩。”注仍如舊，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後改雲：
“近世文人變而購美人詩稿，譯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舉出來的兩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變換，蓋當初猶難免緣飾古義，且信且疑，後來則承認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也。胡適之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敘黃君事雲：
“當戊戌的變法，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他對於詩界革命的動機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詩中便有“我手寫我口”的主張，《日本國誌》卷三十三學術誌論文字處謂中國將有新字體新字可以發生，末雲：
“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複合矣，餘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黃君對於文字語言很有新意見，對於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雜事詩》一編，當作詩看是第二著，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紀錄。這末一點從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曾抄錄詩注為日本雜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談瀛錄》卷三四即《東洋瑣記》，幾乎全是抄襲詩注的。《雜事詩》講到畫法有雲：
“有邊華山椿椿山得惲氏真本，於是又傳沒骨法。”《東洋瑣記》卷下引用而改之曰：
“有邊華山椿家。山椿得惲氏真本，於是傳沒骨法。”卻不知邊華山椿椿山原是兩人，椿山就姓椿，華山原姓渡邊，因仿中國稱為邊華山，現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把他們團作一個人，雖是難怪，卻亦頗可笑。定稿編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記日本雜事的似乎還沒有第二個，此是黃君的不可及處，豈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歟。民國廿五年三月三日，於北平。
補記
《雜事詩》第一板同文館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書店購得，書不必佳，隻是喜其足備掌故耳。五月廿六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