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少好讀劉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當時於奕正遣搜帝京遺聞，俾就熔鑄，雖巷議街談，悉化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來氣象直與鎬京辟雍爭輝，不至為西樓木葉山所掩也。或者疑其工於筆而不核於事，未免為博洽者所譏，是則不然。太史公好奇，少所割愛，紀傳世家時相剌謬，然讀者不以《漢書》之雅雅而棄《史記》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駁正諸書而輟抄《景物略》哉。獨惜其陪京一著甫絕筆而身殉虞淵，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無抱恨於廣陵散之歇響耶。”抄本前引雲：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往讀劉同人《春秋》製義，驚其下筆妙天下，既讀《帝京景物略》，富豔峭拔，叢書中得未曾有，然後歎同人之才不獨以製義顯也。蓋帝京自木葉山移都七百年於茲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碩，設無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詞，不幾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間與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塗過）黯淡無色耶。至若於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則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今問世者兩刻，詳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異，合而訂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獨其所采詩歌無絕佳者，概置不錄。又聞同人著陪京略，屬稿甫就而節義奪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庚午春正十八日識於東大池之太乙樓，及申式南氏。”又後引雲：
“幼嚐讀劉同人《春秋》製義，輒歎其心力崛強，能助人神智。晚乃讀《帝京景物略》，知其下筆妙天下，雜之漢魏叢書中，有其雋永，無其委瑣，且雅雅也，事不無涉險怪，亦體勢不得不然耳。友人許又文手錄之而刪其詩歌，餘仍之也。刻本互有異同，瑕瑜各不相掩，餘參之也。又文又為餘言，同人著陪京略，尤精詳，屬稿未問世，不知流落何人，恨吾輩緣淺也，尚俟之哉。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題於東大池之太乙樓。”後鈐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廠，又卷末白文印一曰會稽陶氏家傳。字疑係筠廠手筆，庚午為康熙廿九年，時年五十五，此二引作於同一日，《文選》所收或是晚年改寫本耶。刪詩存文，便於刊刻誦讀，亦是好事，乾隆時紀曉嵐曾有一本行於世，唯紀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廠本遠矣。
《鍾伯敬集鈔》抄本首有小引二葉，傳二葉，目錄及本文共八十六葉，計抄詩百十一首，文四十八首，製義四首。小引雲：
“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退庵評留侯語，即其所以作詩文法也。詩文大意在《詩歸》一序，序大意在反於鱗，反於鱗未嚐不佳，絕去癡肥凝重之態，一種天然妙趣，初不害其為輕弱也。但效顰者率多裏中醜婦，至使美人失色，此與唐人強襲元白體而為元所嗤笑，齊己效韋蘇州語為質而為韋所棄去，同一可鄙。餘嚐作七言拗體雲，天下不敢唾王李，鍾譚便是不猶人，甘心陷為輕薄子，大膽剝盡老頭巾，萬卷書看破瑣瑣，千金畫喚出真真，卻恨村妝無顏色，浣紗溪水汙眉。及讀退庵周伯孔問山亭潘稚恭諸詩序，又讀與兩弟並友夏諸君子書，然後信退庵真欲自成其為鍾子，不願人之效為鍾子也。故凡後乎鍾子而效之，與不能出乎鍾子之選之外而讀之者，皆非鍾子所喜。如鍾子者，除是前介袁石公，後參譚友夏，始乃相視一笑耳。至若袁不為鍾所襲，而鍾之雋永似遜於袁，鍾不為譚所襲，而譚之簡老稍勝於鍾，要皆不足為鍾病，鍾亦不以之自病也。然而鍾之詩文所以可讀者在此，讀鍾之詩文所以不可不簡者亦在此。鑒湖陶及申題。”低一格有附識五行雲：
“先生嚐言少時便喜讀鍾譚詩文，越十年而厭棄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夫鍾譚詩文自若也，讀鍾譚詩文者其厭其喜，其喜而厭，厭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強也。曾不敏，未能讀鍾譚詩文，而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錄先生所抄，且誌言焉，以驗後日學力何如。門人丁有曾敬書。”下鈐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經。論理該是丁氏所抄，但字跡與《景物略鈔》仿佛，小引前後亦共鈐三印如前述，目錄後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廠，然則似仍是陶氏物也。這裏很湊巧，兩種抄讀所談的均屬於竟陵派，筠廠的意見又頗高明，尤使我感歎佩服。論《景物略》的話雖好也還普通，如紀曉嵐便也見得到，關於鍾伯敬的末後的一節真是精極，讀了真能令人增進見識。王介錫的《明文百家萃》的譚友夏小傳末引張宗子《石匱書》的話為定論，曰：